E Agora? Lembra-me：世界见证我们经过

译者按：这篇详尽细致的长评是一位俄罗斯影评人在2014年鹿特丹电影节期间写的，可以视作《然后呢？告诉我》（E Agora? Lembra-ma）完美的观后辅助阅读材料。电影本身语料繁复深奥，涉及大量文学、电影史和社会历史方面的内容，本文在借助大量事实论据给出可靠解释的基础上还推荐了不少参考书籍和影片，供感兴趣的观众更深入了解导演的经历和片中的种种隐喻指称，亦有少许影史轶事夹杂其中，相当值得一读。

 

原文：’The World Has Seen Us Pass By‘ – LUMIÈRE

by/ Boris Nelepo (translated to English by Anton Svynarenko)

 

悲哀是行经生命如同回归
卑微地误入其中的死亡
极度悲哀是茫然行走于神祗之间
（由Richard Zenith译自葡萄牙语）

［译注：原诗为Ruy Belo的A Mão no Arado，直译《犁在手中》，诗名出自新约·路加福音9:62，全诗及英译］

 

这些来自于天主教诗人鲁伊·贝罗的诗句只是构建起若阿金·平托迷宫般的作品《然后呢？告诉我》的一块砖石，平托在这部近三小时的影片中，以旁白的形式引述良多。平托的经历可以视作一部电影史教科书：他为曼努埃尔·德·奥利维拉、沃纳·施罗德、保罗·罗恰、拉乌·鲁兹等著名导演担任过录音师，也为约阿·凯撒·蒙泰罗的众多作品担任制片人。遗憾的是，他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导演的三部长片，在葡萄牙以外的地区均无缘得见。

1997年的告别晚宴上，平托宣布息影。被确诊为艾滋病和丙肝后转为肝硬化的他，再也没有精力制作电影。“我名叫若阿金，我想以一个微笑开始这部电影。”他风趣地说道，而我们看到的只是牙齿尽落的牙床，这是他的身体对于高毒性的实验药物产生的反应，在此前各类疗法均告失败后，他同意使用这些药物治疗。《然后呢？告诉我》是一部私人的编年史，记述了这位电影人在整年临床试验中所经历的痛苦。电影结构性明显缺失的表现也可归因于治疗的一项副作用——注意力丧失。

然而，混乱的表象具有欺骗性，因为本片的架构方式实际上精密而严谨，几乎像是一首十四行诗的序列，绝非散乱章节的随意组合和稍纵即逝的观察记录。尽管注意力受到药物的损害，平托仍坚持着他一如既往的逻辑习惯：他是一位事实的收集者，几近强迫性地将影像与经历归档。《然后呢？告诉我》这部影片更像是一个害怕失去理解世界能力的人所编纂的一册事无巨细的名录。声称“人由DNA和记忆构成”之后立即跟上快进的画面，打破了日记所要求的线性结构。

在片中一段对历史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到，所有大型历史事件都在导演的个人生活中有所反映，平托将历史分解为清晰的演变路径。他对康乃馨革命［译注：葡萄牙1974年发生的一场推翻独裁统治的军事政变，期间军人以手持康乃馨花来代替步枪，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因此得名。］的最初记忆——一个忧心忡忡阅读杂志的女性邻居。军事政变也彻底变革了当地的电影排片，为《深喉》（Deep Throat‎）、爱森斯坦、艾曼纽系列和戈达尔的解禁上映打开了大门。美国科学家欢呼雀跃，宣布传染病的时代已经过去。平托从电影学院毕业。一位演员当选美国总统。有流言称在纽约一种新型疾病只感染同性恋者，而道格拉斯·塞克的御用男演员洛克·哈德森已经染上了这种病。米歇尔·福柯因艾滋病去世。治疗肝炎的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一只名叫鲁弗斯的狗成为了家庭一员。随着平托电影作品数量的增长，离他而去的朋友的名单也越来越长。

在整理过去的资料时，平托在旧箱子中撷取记忆。磨损的8mm胶片记录着他第一部长片的试镜。一切都从时间深处被唤回：面孔、姿态、气味甚至声音。若阿金的亲密友人——丽塔·阿泽维多·戈麦斯，本人也是一名电影人——正在剪辑她的电影《女人的复仇》（A Vingança de Uma Mulher）的预告片。平托因健康原因无法完成录音工作，但他还是“出现”在了电影制作之中。还有一些学生时代拍摄于德国的照片，在那里，他遇到过一位年轻的政治激进分子，名叫安格拉·默克尔。若阿金的父亲即将年满90岁，这时他提议去寻找自己出生的房子。片断与照片，房屋与尸体，这些都是承载无形之物的实体容器——尤其是记忆。一切在时间毁灭的面前都无力招架，因而记忆也随之磨蚀。年轻时，若阿金曾梦想在医药行业工作，但却阴差阳错地被经济学院录取。可两者之间真的有很大区别吗？《然后呢？告诉我》同样是一部关于金钱与经济关系的影片，因为衰退也是一种疾病。经济衰退让医疗保障变得一团糟，抗病毒治疗变得昂贵，越来越多的病人无力负担这些费用。另一方面，贫困时期对于另一种药物——抗抑郁药的需求也增加了。马德里著名的“欧洲之门”双塔，从前总让人想起阿莫多瓦的电影，如今却成了经济衰退的象征，没有一种特定关联能在时光变迁中存活下来。世界又如此善忘：谁还能记得德国的“经济奇迹”源于1953年对其债务的一笔勾销？即使在药物作用下，陷入与自己思维斗争中的平托也无法承受遗忘，因此他为自己潦草地写下备忘小纸条（片名后半的：lembra-me）。

“但现在的时间没有体积，我们怎样度量呢？在它经过之时我们进行度量，过去后便不能度量了，因为没有度量的可能。我们度量时间时，时间从哪里来，经过哪里，往哪里去呢？从哪里来？来自将来。经过哪里？经过现在。往哪里去？只能走向过去。从尚未存在的将来出现，通过没有体积的现在，进入不再存在的过去。”这段来自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引言不仅仅是构建本片的砖石之一——更是支撑电影的骨架。《然后呢？告诉我》是一次深入理解时间并将其意象化的尝试。平托明白人类和人类的疾病都不会无故出现，亦不会凭空消失。这就是为什么本片必须将他带回过去，回到康乃馨革命之前——甚至是他出生之前。

《然后呢？告诉我》开头展示了一系列图片，它们出自一本关于时间和人性的奇书——《世界图画编年史》，这本图解世界历史的巨著是由16世纪的画家和哲学家弗朗西斯科·德·奥兰德耗费三十余年时间完成的。看啊！多么妙不可言、高深莫测的创世纪图景！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些图画；幸好也无需我的言语，因为这些图片可以在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的网站上看到，这本书现在就收藏于此。“一个人如何能想象出史前人类的模样呢？”平托这样思索着。他曾在文献中读到过一具测定来自数万年前的孩童骨架，这很难不让人想起罗西里尼的《游览意大利》（Viaggio in Italia），片中我们看到一对夫妻的遗骸被火山灰包裹成为干尸，保留了数百年之久。平托家附近的山洞中保存着一些洞穴壁画，但他因为太虚弱而无法前往，他的丈夫努诺为他拍回了照片。

由平托制片，蒙泰罗执导的一部短片以阿波利奈尔的诗集《动物寓言集或俄耳甫斯的护从》（O Bestiário ou Cortejo de Orfeu）命名，而在《然后呢？告诉我》中，平托自己的护从也让人印象深刻：一只蜗牛、一只青蛙、一只蜻蜓、一只黄蜂、一只毛虫、一只蝴蝶和一只蜘蛛，它们都被授予分享一口食物的荣誉，而蜜蜂——这种据称在灭绝边缘的昆虫——甚至跳了一小段舞。在这里应当提到努诺和若阿金的家庭成员还包括四只狗，它们分别叫做：鲁弗斯、饼干、斑比和左拉，都是生之世界派来的使者。片中几分钟之前，平托告诉我们，不信任语言也不愿出现在屏幕上的努诺，忙于照料生活，更准确的说是拯救生活——照顾若阿金，和动物们聊天，在房子周围种上树木。努诺最早出现的镜头之一，是在他在抱着枕头睡觉时拍摄的，镜头私密得如同偷拍。我们极少能在电影之中目睹真爱，就算在人生中也难得一见。而真爱又该如何拍摄呢？它无法被精湛的演技所演绎。在本片中，画面本身不仅断言了爱的存在，更确凿地给出了证明。你永远无法欺骗镜头。

《然后呢？告诉我》是生存与死亡间无止境战斗的记录。两人房子周围超过7英亩的土地都已被耕种。努诺的植物需要特别养护，他们会存活下来吗？每个导演都试图捕捉时间的流逝——或者说是某种衰落。毕竟，这就是电影这一媒介的精髓所在。作为一名录音师，平托在施罗德的《玫瑰花神》（Der Rosenkönig）中录下了玛达莲娜·蒙特祖玛渐渐微弱的心跳声——影片也是这位德国电影作者送给她的临别礼物，这位重病的女演员在拍摄完成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死亡以多种姿态与形式得到呈现：困在柏油中的鸟微微翕动的翅膀；一小片焦土中被灰尘围绕的蚱蜢；类似兔子的动物遗骸；关于土壤侵蚀的新闻数据；在树与树之间蔓延的火焰；最终，人们将毁灭自己生存的地球。从拥有多重意义的的叙事语境——归根结底，一切都是由生存意志驱动的——中割离出来，最后一句宣言有几分俯拾皆是的环保激进言论的意味。然而，有些病毒并不致命，有些没有即时影响，它们无法追踪也无甚危害，因此得以代代相传。

若阿金·平托是一位电影人。因此他的职业本能在于展示：他的镜头追随着HIV，但这种无色的病毒甚至在显微镜下都难以被发现。随后的镜头中，平托和努诺置身于一场森林火灾。本意绝非类比，但这场火无意间充当了难觅踪迹的病毒的视觉韵脚，而病毒本身仍然未被拍摄，亦无从拍摄。努诺试图用灭火器灭火的同时，死亡弥漫在这片树林的生命机体中。这一聪明的隐含韵律和独特的浸没体验让观者也进入了被感染的区域——疾病的核心。这仅仅是平托的视觉语言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仍极具创造力和精细繁复的一个例证。

层叠的影像展现了导演的情感，甚至于梦境，而不仅限于眼前所见之物。当袭来的疼痛太过难以承受，若阿金幻想出一个能够以光速前行的身体，这个身体的伤口会飞速自愈。快进，这种在其他电影中被过多使用的手法，也许在本片中前所未有地获得了正当理由。而时间的转换只是他的动机之一，因为客观的时间——例如两个圣诞节之间相隔的12个月——显得过于局限。因此时不时的，若阿金会慢下来，让观众一头扎进几乎实时发生的日常，对他来说：日常重复累积成为和谐。这种日常的美感被不同时间拍摄的重复影像（例如池塘中的青蛙）所强化，而每一次重复又同时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在影片结尾处他聚焦于一轮满月，仿佛试图再现弗朗西斯科·德·奥兰德笔下的轮廓和透视法则；随后我们眼前出现画作和平托所拍摄影像的蒙太奇，如同两者的一段隔空对话。

《然后呢？告诉我》是一幅长达165分钟的马赛克拼贴，却没有任何一帧画面显得随便、冗余或不协调：一切都交织于一张互相关联的网中。随着电影的推进，我们如此深刻地沉浸于导演的冥想中，以至于镜头都似乎能自己完成思维过程——也就是说，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参与到了思维和想法的产生之中。又一次闪回是又一张参照表：1957年，平托出生；干扰素被发现——它是宿主细胞对病原体作出反应时产生的蛋白质；自西班牙流感以来最大规模的流感爆发；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被送入宇宙。接下来镜头中将出现的繁星点点的天空，不仅仅是一座连接影片两个不同章节的桥梁：现在，当我们凝视着它，亦能能看到影片的几大主旨交相辉映。在星河的某处有着若阿金的狗（想想太空狗莱卡）；有着他父亲的祖母，她数年前被西班牙流感夺走了生命；还有他最爱的画作。另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开头出现过一个平常的洗衣机全速旋转的画面——两小时后，平托突然将人脑的运转与洗衣机的离心机旋转类比，因此意外地让观众见证了由日常生活中提炼出隐喻表述的过程。

“如果我的声音不太正常，我也很抱歉。现在我装了假牙，但还不习惯。”词句——就像一位向导——陪伴我们走过整部影片，就像为若阿金开车的努诺。《然后呢？告诉我》拥有完美无缺的配方：圣奥古斯丁+弗朗西斯科·德·奥兰德=文字+影像。每种语言中都蕴含着整个宇宙，平托在片中如是说。片名亦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Lembra-me翻译成“告诉我/提醒我”，同时也有“记住我”之意。每种疾病亦有自己的语言——病毒和用以对抗它们的药物名称。导演在片中几乎编纂了一本这些词汇的字典：聚乙二醇干扰素、特拉匹韦、反胺苯环醇、波普瑞韦、利巴韦林——一个个可怕的字眼，对各自的副作用和痛苦言之凿凿。西班牙神秘主义诗人路易斯·德·莱昂对于命名的概念很感兴趣 [见阿尔伯特·塞拉改编其作品的影片《基督之名》（Els noms de Crist）]，他将奥古斯丁《忏悔录》第九卷中“流淌着牛奶的山”解释为奶酪——因此，相当矛盾地，耶稣也成了奶酪。当我停下来思考这个问题时，第一个念头居然是人类竟发明了那么多种奶酪，还给每种都取了不同的名字。难道在这座神与人的生理学竞技场中，关于是否前者创造现象（牛奶、病毒）而后者创造其结果（奶酪、药物）这一论题，不存在争论或者至少某种对话吗？

由叙述者声音的指引而非依靠文本呈现的这部影片，其美妙之处在于，叙述远远不止独白这样简单。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对话。因而影片展现出了自然而然的易变性和流动性，依赖于平托周围众人对预设规则产生的反应。举例来说，尽管起初不愿被拍摄，但努诺的存在感在影片推进中逐渐得到强化。若阿金将摄像机交给努诺，则标志着叙述的突然中断：视角的改变让我们不再透过若阿金的眼睛看这个世界——相反地，他成为了被观察的对象。努诺的凝视充满了爱意——再说一次，镜头不会说谎。平托从一本美国人类学书籍中了解到母性的本能很可能不是与生俱来的，在进化过程中生存下来的直接原因是群体互助。若阿金的生存，则完全是努诺精心照料的结果。

弗朗西斯科·德·奥兰德最著名的一本书叫做《与米开朗基罗的四次谈话》。大多数历史学家猜测这些对话是虚构的，但又有什么关系呢？平托的整部电影都是他与他所引用的作家和电影人真实而富有活力的对话。奥古斯丁也写过：“你召唤我们，教我们领会你的言语：‘道’，这‘道’是‘和你天主同在’的天主，是永永不寂的言语，常自表达一切，无起无讫，无先无后，永久而同时表达一切。”本片的配乐编织起贝多芬、德沃夏克、舒伯特的音乐语言成为独树一帜的叙述文本。突然之间，玛达莲娜·蒙特祖玛在《玫瑰花神》中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打断了音乐的流淌：“对我来说，火焰来源于地球深处，它沿着地球隐秘的通道疾行，随时准备挣脱束缚。我害怕它会将我点燃。”平托与众多电影导演合作过并成为好友，他们在本片中成为了真实存在的角色。

平托给我们看了一段拉乌·鲁兹1981年的超现实主义恐怖片《领地》（The Territory）拍摄现场的录影，这也是两人的首次合作。录影片段曝光了拍摄中的一系列趣事：传奇摄影师亨利·阿勒康从拍摄让·谷克多的《美女与野兽》（La belle et la bête）起就开始记录下自己在每部电影片场行走的英里数；副导演及摄影弗朗索瓦·埃德在镜头前扮鬼脸并跌倒在地；拉乌·鲁兹则戳破了平托希望在拍电影时能拥有民主的幻想。不，只有导演说了算，就像将军统帅着自己的部队。我从未有机会在鲁兹生前和他见上一面，而现在我却能看到他在片中羞涩地微笑着……若阿金，感谢你这份慷慨的馈赠。

人们如同走马灯一般来来去去，永远离开我们，但无论是电影还是人，都不会真正离开。若阿金·平托的电影赋予了两者永生。导演最初的合作伙伴是约阿·凯撒·蒙泰罗，一位卓越的葡萄牙导演，他与平托的友谊鼓励并帮助后者走上电影道路。他无处不在，甚至存在于平托的双关语中——比如，片中某处他说了句vai e vem（去了又回来），这正是蒙泰罗癌症晚期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的片名，他没能活到影片首映的那天。类似的文字游戏也出现在他说自己与法国影评人塞尔日·达内的会面过于短暂之时，平托称之为”风中的瞬间（moments written in the wind）”，很可能是暗指道格拉斯·塞克的代表作《苦雨恋春风》（Written in the Wind）。他也读了拉娜·特纳在《春风秋雨》（Imitation of Life）拍摄时的经历。《然后呢？告诉我》本身就可以看作一部内容丰富的电影史。这些双关语正说明了我们阅读、观看和体验的全部总和会永远伴随着我们，甚至在无心之语中出现。

若阿金·平托拥有一颗富有冒险精神的心。一张幻想着海盗之城并将史蒂文森的小说（译注：《金银岛》）搬上银幕的拉乌·鲁兹留下的神秘地图，为《然后呢？告诉我》带来一丝冒险气息：毕竟，这是一部关于永不停息的运动与迁移的影片。前文提到的弗朗西斯科·德·奥兰德的奇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已经遗失，最终在20世纪的西班牙被找到，如同从永恒之中再度浮现。平托从影片开始就在谈论它——没错，宝藏最终都会被找到：他将看到这本书的真身。在其中的一段拉丁铭文中，他将辨认出两个词：努诺（NUNO）和爱（AMOR）。这是一句来自维吉尔的引言：NUNC SCIO QUID SIT AMOR（我如今知晓爱为何物）。

这句引言也最后一次证明了，这些语言，这些人，聚集到一起是有原因的，而不仅仅是另一个巧合。若阿金的父亲曾经跟他说起他祖父教他读圣经却从不带他上教堂。努诺在电影中段也遇到过类似的困境中，他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巨细靡遗，因此对于神父不断犯错感到恼怒。

洛克·哈德森，《然后呢？告诉我》中又一个看不见形体却隐约存在的人，选择将自己的骨灰撒入大海；几年后，平托和他的朋友们为罗伯特·克拉莫撒下了骨灰。康乃馨革命之后，里斯本最老的剧院开始放帕索里尼的《定理》（Teorema），让上帝都决定亲自下凡来看看这座永无止境地放映色情片的电影院。上帝是蒙泰罗饰演的最著名的角色，出现在他的“上帝喜剧三部曲”中。在日常的混乱中，平托辨别出某些充满神性的规律展现出来的魅力与完美，因而也试图在自己的电影中重现：《世界图画编年史》标题页上的一只蚱蜢都能够与他家附近的那只产生视觉关联。《然后呢？告诉我》是一本全然摒弃随意性的，关于万事万物内在的相互关联性和整体性的专著，关于病毒和人类，经济学和医学，电影和人生，环境科学和高科技，事实和论据。谱写于此的正是人类生活积累起来的光辉文本，其中充满体验、感知、爱意和直觉。

该如何谈论电影？葡萄牙电影资料馆邀请平托介绍他的长片处女作。“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谈论电影。我们只谈论生命，谈论经历。”《然后呢？告诉我》的结尾字幕开始滚动后影像还在继续——电影也因此得以延续。这样的做法十分有道理，因为电影从不会真正结束，而是邀请我们参与对话，吸引我们将注意力放置于它的文本之上，任由我们继续解读。在《然后呢？告诉我》放映之后六个月，我首次拜访了位于里斯本的葡萄牙电影资料馆。巧合的是，我们和丽塔·阿泽维多·戈麦斯和皮埃尔·莱昂一起观看了施罗德的《玫瑰花神》。他们之于我的意义想必和蒙泰罗之于平托的意义一样。后来我们再次见面，这次是在莫斯科，《女人的复仇》的一次放映活动上。我好像无法避免任何和《然后呢？告诉我》相关人事物遇见的机会。而我又会怎样记住这个以保罗·罗恰去世的悲伤消息开始的2013年？也许我会记得这是我和若阿金·平托的电影初次相逢的一年。

献给Cíntia Gil, Pedro Fernandes Duarte和Cinta Pelejà Benet。［译注：三位均为葡萄牙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