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早上飞机往威尼斯机场下降时,舷窗外阳光照在零星散落着岛屿的泻湖上,因为光线过于耀眼,所有颜色一概退却,目之所及全部镀上一层银色,那种感觉完全无法用语言形容。边上一路读书的西班牙老人也合上纸页,沉默地望向几乎令人失明的强光,过一会儿转头说:“圣马可广场上的钟塔,原来是这么小的吗?”是啊,那个稍稍高于周围建筑的小小剪影箭头,真的就是站在广场上仰望时令人心生畏惧的高塔吗?一边想着这个,飞机已经落地,周围响起只有意大利人坐航班时才能听到的“生还掌声”。
这时终于有了即将第二次前往波代诺内的实感。
本届默片节开幕片《寻子遇仙记》(The Kid, 1921)的导演Chaplin众多名言当中有一句是这样的:“没有欢笑的一天便是虚度的一天。”以这个标准来看,充满各种相遇重逢并在Teatro Verdi度过美好时光的电影节第一日,绝对没有理由算是虚度。
一早起来下楼吃饭,碰到前天从机场大巴下来时见到的女士,于是凑了一桌聊天。她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目前主要教英国电影,也是默片节的常客和donor。我们从《房客》(The Lodger, 1927)原著里的房东视角,谈到Marilyn Monroe怎么在Reginald Denny开设的飞机部件厂里被发掘而成为明星的,又说起我很好奇的硝酸基胶片在银幕上呈现出的效果究竟如何,因为之前听说会更亮锐度更高,她觉得是一种整体感受的区别,很难解释,主要在于细节的呈现会有一种类似3D效果一样的身临其境感,她回忆起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里好像伸手就能摸到草垛里每根草的感觉。还顺势向我推荐George Eastman Museum每年举办的Nitrate Picture Show,据说连片名都不告诉观众就放了,立刻写到愿望清单第一名。
和她聊完还没走又遇到一个澳大利亚默片收藏者,和他谈了谈他的几千部默片收藏,他在前几年因为找到了几部重要的意大利默片受邀来过波代诺内,今年也是第二次来。他说非常喜欢中国默片《小玩意》(1933),还是一个《西游记》粉丝,期待《盘丝洞》(1927)能早日发碟好弥补之前错过放映的遗憾。最有意思的还是他讲的早期澳大利亚电影,因为疏于保护,1919至1929年间制作的100余部默片如今仅能看到10部不到,这些电影大多由业余爱好者拍摄,成本极小(“如果一个屠夫想拍电影,他就会试着拍一部,成功的话就当导演,失败了就回去当屠夫。”)其中一部广受欢迎的甚至在美国大范围上映,但不幸的是上映时间正好与《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 1927)重合,昭示着新时代到来的talkie进入影院,谁还会去关注一部澳大利亚默片呢?
去注册的时候排在队里,前面是一个带着狗的意大利老爷爷,英文不通,我讲西语他讲意大利语混着聊天,期间他可爱的狗狗Mirba一直往我身上爬,连带周围的志愿者和排队的人都在一起跟她玩。领好证收拾东西的时候听到后面的老人报名字才知道是John M. Stahl单元的联合策展Charles Barr! 之前他跟边上的人说年纪大了,也许今年是最后一次来这里。出门遇到前天坐同一辆大巴的美国女孩,是今年的collegian,她给我介绍了一位印度同学,今年会在电影节上介绍一部她参与修复的默片。现在我们三个人已经是稳定的看片吃饭hang out搭子了。
插播一则#今日最好笑#:在电影节办公室门口遇到了Kevin Brownlow,他注册的时候没带现金付不了钱,工作人员表示并不能给证,他只好回酒店取钱。目击这幕一方面大型心疼八十多岁还要楼梯爬来爬去的老人家,另一方面完全不搞裙带关系的意大利(此处强调)电影节真是unicorn一般的存在呢。
言归正传继续谈电影。首日的排片非常轻松,喜剧短片为主,不让大家上来就被吓坏。但即便如此,也是下午14:30开始到半夜一共5场节目18部的强度。之后从上午开始的全天日程基本都是8-9场节目的样子。

没想到上来第一场最终也成了今天最喜欢的:被称为“法国Pickford”的Suzanne Grandais主演的一系列短片。尽管她和另一位我喜爱的默片女演员Florence La Badie一样不到30岁就遭遇车祸去世,但银幕上留下的美丽、活泼、狡黠的形象却永远不灭。这套节目里大部分都是她跟长期合作者Léonce Perret一起演的,他们扮演的这对热衷于彼此捉弄很有生活乐趣的可爱夫妇形象影响了包括后来美国Vitagraph制作的”Mr. & Mrs. Sidney Drew”系列。5部短片都罕见且质量颇高:《红菊》(Le Chrysanthème Rouge, 1912)的染色瞬间惊艳无比;《龙虾》(Le Homard, 1913)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是不是《安妮霍尔》(Annie Hall, 1977)也从中找到灵感还真不好说。完整版本之外附上了3分钟的染色版本残本,非常难得。《帽针》(Les épingles, 1913)和《乌云一片》(Un nuage passe, 1912)中充满趣味的夫妻互动则是最大亮点。

另外很有趣的是Léonce Perret对画面中空间层次的处理:跟同期的Louis Feuillade很类似,他也喜欢使用分屏(下图是Feuillade的作品,但《龙虾》中有一个非常神似的镜头),不仅仅是实际分屏,有时候也会利用门板或者金属网等等物体来分割画面,百年前这么做绝对先锋。
另外他也很喜欢对视角做文章,例如下图《龙虾》中的望远镜窥视镜头,以及《帽针》中出现的锁孔窥视。借助这些视觉手段,即使在全程几乎完全使用固定镜头的情况下,让观众去想象景深的变化的做法只能说天才至极,画面也因此变得生动而富于变化。

随后的John M. Stahl果然不负期待,早期代表作《宣誓的女人》(The Woman Under Oath, 1919)特别特别狗血抓马,法庭戏几度转折,走向奇诡,挑战逻辑极限,之后我会单独写一篇,这里就不展开了。Florence Reed美丽哀伤的眼睛让人印象深刻,但妆容实在有点看不懂。另外,仅剩一卷的残本《缺乏者》(The Wanters, 1923)11分钟出人意料的好(这卷胶片的状态也不错),能看到的部分讲述从前是仆人的女主角嫁给富人后面对上层社会的冷嘲热讽感到不平等,很有意思的设定,散场后大家都很想知道剩下的故事到底怎么样(很可能后面又要Stahl狗血化了哈哈)。

欧洲滑稽喜剧单元第一场是晚期Max Linder,虽然他还是一如既往风度翩翩且极其搞笑,前两部其实都属于常规操作,没有什么格外令人注目之处。但最后一部Abel Gance导演的《救命!》(Au secours!, 1924)则是让人一下从昏昏欲睡状态中清醒的绝对亮点,无论是各种鬼畜的怪物还是炫酷的剪辑,以及影片背后的故事都很迷人。毕竟要是没有它,《拿破仑》(Napoléon, 1927)也就无从谈起了。

晚上《寻子遇仙记》之前简短的开幕式上,前任电影节主席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前不久去世的Richard Williams(“很多人的一生都遇不到一个真正的天才,但我遇到了两个,一个是Charlie Chaplin,另一个是Richard Williams。”),他为电影节画的默片明星头像被制作成动画,在夜间放映前播出。另外,我十分期待的flipbooks也放映了其中两部,之后单独写,先不展开。
《寻子遇仙记》本身无需多言,这次重看也更清晰地感受到了Chaplin的高明之处,无论是亲自作曲的优美配乐还是流浪汉形象的轻松自如,还是几乎是新现实主义般对贫苦街区的呈现。印象很深的段落:先被楼上的人倒了一身垃圾,接下来立刻见到弃婴,此时他朝上看一眼,观众立刻会意“他觉得婴儿也是从上面倒下来的”而大笑出生,简单高效。另外做饭的段落也是如此,尤其是数松饼包黄油之类的,两人之间的父子情谊都在细节之中。
结束后指挥第三次上台谢幕同时打出Chaplin照片真的是今天最感人的时刻,甚至比电影本身还要感人。在一种从选片到呈现到接收,策划、作曲(Chaplin本人)、乐队、观众全都发自内心热爱这部电影的气氛里,不会有任何遗憾。今晚这个大厅里,有几个人不曾看过数十次Chaplin,甚至见过他本人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也不在少数,但没有人缺席,每个人脸上的开心都是真实的。在默片现场配乐这样每场放映都是世间唯一的情况下,重看多少次都值得。即使明天再放我也会再去。对默片而言,贪多求稀有说实话都没有任何意义,永远有看不到的馆藏和追寻不到的圣杯,我们能有幸遇到的不过沧海一粟而已。

最后一场斯堪的纳维亚广告脑洞大开非常有趣,结合去年关注性别的广告单元一起看,就又要回到之前老生常谈的观点,既然近百年前的人们早就把创意都用尽了,现在的创意产业(无论电影还是广告)变得无聊也是没办法的事吧。
澳大利亚收藏家其实还跟我讲了一件事:几年前他为了寻找早期电影来到一家从前是电影院的酒吧,向一位曾是影院管理人的老者打听胶片拷贝的下落。老人说,有五六百部电影拷贝放在后面的谷仓里。他问能不能去看一看,老人回答:“你来晚了一年。”原来前一年夏天,老人二十岁的孙子为了点起篝火邀请朋友来开派对而烧掉了全部胶片。“如果能坐时间机器回去就好了,如果我能早一年找到那里就好了。”说到这里已经泪光闪闪。
在寒冷的半夜走回酒店的路上想起这些话,更觉得有机会经历眼前的一切是何等珍贵,因为还没有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