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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完整文字稿】
本期节目是长期策划“好莱坞异乡人”的一部分，在这个系列中，我将回顾从世界各地来到好莱坞这座巨大的造梦工厂，成为美国电影工业一分子的电影人，尤其会侧重探讨70年代之前，也就是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女性和少数族裔电影人。在政治正确尚未形成风气的年代，多重身份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影响。随着全球化加速、舆论环境不断变化，今天的好莱坞也呈现出了与从前截然不同的面貌，它是变得更多元化还是更保守了？电影工业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呢？诸如此类的讨论仍在激烈进行之中，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我希望借助“好莱坞异乡人”这个选题，用历史的镜子，为审视现状提供另一个思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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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搜索引擎输入莫里兹·斯蒂勒（Mauritz Stiller）这个名字，跳出的绝大多数结果 前两句中必定会出现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他的英文维基百科页面更是直截了当地写了这么一句：“他最著名的成就便是发现了嘉宝”。很多人都知道斯蒂勒与嘉宝共同前往好莱坞，但不同于最终成为一代名伶的嘉宝，斯蒂勒并没能在好莱坞制片厂体系中取得成功，甚至连有声电影的时代都没有等到，就回到瑞典，不久后因病去世。正如所有生平简介中写的那样，他的确是嘉宝的伯乐、导师和一生的挚友，但他更是瑞典乃至整个默片时代全世界最重要的导演之一。他的作品个人风格显著，极具创造力，高超的技术水准为诞生不久仍处于摸索期的电影艺术设下了标杆。然而，时至今日他的名字已经被大多数人所遗忘，在电影研究中也长期处于被低估和忽视的状态。
将近40岁的斯蒂勒遇到17岁的嘉宝时，他已经在电影界摸爬滚打十几年，有了颇为成功的导演生涯。善于发掘新人的斯蒂勒一眼就看出，嘉宝当时尚不起眼的外表之下隐藏着巨大的潜力。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用堪比希腊神话中皮格马利翁的双手，不遗余力地将嘉宝从平凡的工人家庭女孩一步一步雕琢成了世界级的巨星。
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谈一谈莫里兹·斯蒂勒与葛丽泰·嘉宝的故事：
- 斯蒂勒在遇到嘉宝之前有着怎样的电影生涯？
- 他是如何选中并塑造嘉宝的？
- 来到好莱坞之后，两人又为什么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重病缠身的莫里兹·斯蒂勒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这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归宿”，这种游荡的局外人气质几乎贯穿了他职业生涯的所有电影，使他的作品时常呈现出矛盾和超脱的特征。片如其人，他在同代人眼中也是一个脾气古怪、性情乖张的艺术家，跟当时的社会传统格格不入。
斯蒂勒1883年出生在芬兰赫尔辛基，父亲是俄国犹太人，母亲来自波兰。青年时期他为了躲避兵役从芬兰逃到瑞典，很快就进入了当地电影圈，从编剧和演员做起，逐渐开始独立执导喜剧短片和剧情片。
斯蒂勒是一名同性恋者，虽然并没有详细的文献记载，但北欧社会风气开放，他周围不少人似乎都知道并且对此习以为常，多年后去到恐同情绪严重的好莱坞，他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也正出于这个原因，斯蒂勒对嘉宝的巨大兴趣和两人密切的关系让许多人感到困惑。1916年，33岁的斯蒂勒导演了剧情长片《羽翼》（Vingarne, 1916），这部作品改编自丹麦作家赫尔曼·邦（Herman Bang）的同性恋题材小说《米克尔》（Mikaël），也是历史上最早出现同性元素的电影之一，尽管在片中表现得仍然非常隐晦。顺便一提，1924年丹麦著名导演德莱叶（Carl Theodor Dreyer）也拍摄过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他的处理则更加直白，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位男主角之间的感情线。
《羽翼》不仅题材特殊，还是一部在结构上做文章的“元电影”。为了丰富叙事层次，斯蒂勒让影片开始于某个剧组拍摄电影的场景，小说的主要情节则作为他们所拍电影的内容，以戏中戏的形式呈现。斯蒂勒还亲自出演了片中的导演。很可惜的是，这种手法被发行公司认为过于复杂，怕观众无法理解，于是在海外版本中删去了前后两段，现存的唯一残片中已经看不到这些仅在瑞典国内上映时出现的画面。2017年瑞典电影学院的修复版中，这些片段以剧照加文字描述的形式补全，重新回到电影之中。类似的自反嵌套结构在日后我们也可以反复看到，比如默片时代就有金·维多（King Vidor）的《戏子人生》（Show People, 1928），再往后还有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蔑视》（Le mépris, 1963）和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的《日以作夜》（La nuit américaine, 1973），90年代之后“元电影”更加常见，影片中拍电影的呈现方式也更加多样，例如《开麦拉狂想曲》（Living in Oblivion, 1995），《迷离劫》（Irma Vep, 1996）和近两年的《摄影机不要停》（カメラを止めるな！, 2017）等等，都属于这类“关于拍电影的电影”。
斯蒂勒超前的电影概念在1917年的《托马斯·格拉尔最好的电影》（Thomas Graals bästa film, 1917）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光戏中戏再度出现，他还请来瑞典另一位导演，日后拍出《幽灵马车》（The Phantom Carriage, 1921）的维克多·斯约斯特罗姆（Victor Sjöström）扮演男主角，当时斯约斯特罗姆名气已经很大，有了《英格堡·霍尔姆》（Ingeborg Holm, 1913）和《仇敌当前》（Terje Vigen, 1917）这样的名作。本片中他扮演的格拉尔写的剧本其实就是他自己过去某部电影的情节，斯蒂勒甚至还在戏中戏里刻意模仿了斯约斯特罗姆1912-1913年前后的调度手法，让电影有了强烈的自反意味。虽然当时电影作为一种媒介才刚刚出现不久，早期电影人就已经有了对它进行反思、批评和再创作的意识，建立了电影史观，并且不断发掘新的表现手法。相比于更偏重情节和明星的好莱坞，在欧洲，对风格的探索尤为突出。
1920年前后的瑞典大银幕完全属于斯约斯特罗姆和斯蒂勒这两位瑞典电影奠基人。斯约斯特罗姆性格平和，踏实亲切；斯蒂勒则完全相反，他在片场动不动就大发脾气，总对演员提出古怪刁钻的要求。斯蒂勒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电影语言有着强大的直觉；由于出身戏剧舞台，他精通表演，更善于激发演员的潜能；他还是一名优秀的小提琴演奏者，节奏感极为出色，这些都为他作品的成功打下了基础。1919年，斯蒂勒拍摄了个人风格的集大成之作《阿尔纳的宝藏》（Herr Arnes pengar, 1919），改编自首位女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的小说。斯蒂勒在电影中运用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技法——特写、叠印、过度曝光、部分遮罩等等，摄影和剪辑节奏也配合剧情不断调整，例如在打斗场面时剪辑速度会突然加快。斯蒂勒还坚持尽量在自然环境而非摄影棚内拍摄，加上精美的胶片染色，也让电影画面更具真实感。《阿尔纳的宝藏》轰动了整个瑞典，许多观众都去电影院一看再看，其中就有一位梦想成为演员的14岁女孩葛丽泰·古斯塔夫森（Greta Lovisa Gustaf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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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冬天，席卷斯德哥尔摩的不光是《阿尔纳的宝藏》，还有让处在一战余波中的全世界再度陷入死亡阴影的西班牙流感。葛丽泰·古斯塔夫森的父亲原本靠四处打零工勉强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但他不幸染上了流感。父亲患病让一家人的生活更为艰难，母亲（Anna Lovisa）、哥哥（Sven）和姐姐（Alva）都出门工作，葛丽泰也辍学回家，担负起照料父亲并每周送他去医院治疗的责任。1920年夏天，与疾病对抗了一年多的卡尔·古斯塔夫森（Karl Alfred Gustafsson）还是离开了人世。
葛丽泰依然渴望登上戏剧舞台或大银幕，但父亲去世的打击和家中困顿的经济状况让她不得不将梦想暂时搁置。她先在理发店找了一份零工，随后进入百货公司负责给商品打包。葛丽泰工作努力，聪明上进，很快升职成为女装部的售货员，也是在这个岗位上，她第一次在胶片上留下了身影。1921年，转为正式员工的葛丽泰当上了春季和夏季新款女帽目录的模特，随后她又出演了几部广告片和喜剧短片。
（左）Greta为1921年PUB百货商店的女帽目录当模特；（右）Greta（中）出演《流浪汉彼得》（Luffarpetter, 1922）
经由其中一位导演推荐，葛丽泰获得了参加皇家戏剧学院奖学金考试的机会，几百位候选人将在这项以严苛著称的测试中争夺仅仅10个入学名额。在当时的瑞典，如果想成为舞台剧演员，就必须进入皇家戏剧学院。1922年8月，葛丽泰在审查委员会面前表演了三个戏剧选段，她后来回忆说因为过分紧张，她上台之后除了自己的心跳声之外什么都听不见，脑子也一片空白，根本不记得怎样完成了表演。
然而几天之后，皇家戏剧学院传来消息，葛丽泰被录取了。
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戏剧学院是当时世界上最为艰苦的表演类学校之一，对学生要求极高，魔鬼般的课程安排跟运动员训练不相上下。学生每天早上八点开始演技训练，之后是古典文学，击剑和演讲课。他们必须学习从形体到声线到化妆等方面的各项技巧，全面了解自己的外貌，同时还要注重发掘和塑造不同于他人的个性和特质，找到自身的“卖点”。晚上学生可以凭免费的入场券去剧院看戏或者自己排演戏剧，有时也会有机会在舞台剧中客串一两个小角色。在地狱般的三年课程之后，能坚持到毕业而没有退学的学生通常不到入学时的一半。
葛丽泰是个懒散反叛出了名的学生，但她虽然受教育程度不高，却展现出了过人的表演天赋，而且为人善良诚恳，因此在学校里日子还算好过。1923年春天，皇家戏剧学院院长古斯塔夫·莫兰德（Gustaf Molander）接到好友莫里兹·斯蒂勒的电话，询问一位学生葛丽泰·古斯塔夫森的情况。斯蒂勒说他听说葛丽泰表现不错，觉得自己正在筹备中的新片里或许有适合她的角色。莫兰德担心仅仅入学几个月的葛丽泰还达不到斯蒂勒的要求，但斯蒂勒非常坚持，于是莫兰德答应让她去面试。
葛丽泰第一次来到斯蒂勒家时，主人完全不见踪影。她在昏暗走廊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看到斯蒂勒带着一只巨大的狼狗出现在她眼前。斯蒂勒看似不经意地问了几个常规问题，比如她的年龄，学业情况和演出经验，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面前这位吓得脸色苍白的年轻女孩。接下来的几周里，斯蒂勒再次面试了葛丽泰，并邀请她和同学莫娜·马腾森（Mona Martenson）一起前往制片公司试镜。斯蒂勒准备拍摄的影片改编自拉格洛夫的成名作——《戈斯塔·柏林世家》（Gösta Berlings saga），葛丽泰和莫娜各自得到了扮演片中两位主要女性角色的机会。由于葛丽泰尚未成年，演出合同由她的母亲代签。
当年11月，葛丽泰的母亲还签下了另一份文件。在这张提交给内政部的申请书中，她声明希望能够合法登记“嘉宝”为自己的女儿的新姓氏。一个月之后申请得到了批准，从这一天起，葛丽泰·古斯塔夫森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
这个名字也是斯蒂勒的创想，但他的灵感从何而来已经不可考。有人说它来自当时一位著名的挪威歌手，也有人说这是瑞典神话中一个精灵名字的变体，但不管来源是什么，相比在北欧人中显得平平无奇，对外国人而言又长又不好读的古斯塔夫森，嘉宝是一个优美，顺口，令人过目难忘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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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勒看人确实很有一套，他的眼睛似乎并不是直接看着面前的人，而是像透过摄影机镜头一样，预判这张脸，这个形体呈现在银幕上会是什么样子。
在嘉宝短暂的欧洲岁月和好莱坞年代初期，大多数业界人士都觉得她本人并不非常起眼，漂亮倒还算漂亮，但有些土气，又不喜欢说话，看起来相当无趣。然而她的脸，尤其是眼睛一旦出现在大银幕上，就会散发出全然不同的光彩。
斯蒂勒珍惜着这位女演员的天赋，也对她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戈斯塔·柏林世家》（Gösta Berlings saga, 1924）是他对嘉宝改造的开始。开拍之前，她首先被要求减肥，否则就不能出演。嘉宝戏剧学院的同学咪咪·波拉克（Mimi Pollak）回忆道，当时斯蒂勒跟嘉宝说，在好莱坞一个女演员绝对不敢长得这么胖，吓得嘉宝在一段时间里只吃菠菜维生。人倒是瘦下去了，但身体虚弱，精神也一度处在崩溃边缘。其实少女时期的嘉宝身材算是很匀称，斯蒂勒也对此心知肚明。但他提出这项要求，是为了让摄影机更彻底地突出嘉宝的五官和身体线条，斯蒂勒认为嘉宝的身上蕴藏着绝无仅有的美丽，他要让银幕前的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
在拍摄《戈斯塔·柏林世家》的几个月时间里，斯蒂勒不断惊叹于嘉宝的美，同时他也下定决心要让她的表演成为更胜她外貌的艺术品。他强迫嘉宝完全抛弃之前受到的舞台剧训练，转而用电影化的一套程式进行表演。为了让嘉宝的技巧和情感表达趋于完美，他在片场对她威逼恐吓，什么手段都能使出来。嘉宝一开始震惊又害怕，虽然不敢和他正面冲突，但演完之后总是眼含泪水小声嘀咕自己多么恨斯蒂勒，后者看到她这样反而会露出笑容。斯蒂勒曾经跟一个质疑嘉宝的人说：“你不理解她。她非常特别。我必须毫不留情地把她彻底敲碎。当她被打碎再重新捏合起来之后，你再看看她的表演——多么平静、专注、看起来毫不费力。”
慢慢地，嘉宝不再害怕斯蒂勒，并开始学着去领会他的意图，责骂和逼迫都是这个完美主义者为了实现艺术追求而采取的手段。她对一位记者说：“斯蒂勒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演员。而我只是个别人一凶起来就怕得不得了的普通人而已。但无论他怎么指责我，他从来没有真正生过气，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慷慨的人。”剧组的演员经常看到两人在摄影棚外面的树林里散步，斯蒂勒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嘉宝在旁边一言不发地听着。他们之间一步步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信任感。当别人问斯蒂勒嘉宝到底有什么特别时，他总是说：“你们或许还不能理解她。她虽然害羞、自卑、不善于表达感情，而且还在熟悉表演的技巧，但她身上有一种超凡脱俗的东西。”
嘉宝的一生中，有两部现在已经很少放映的电影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一部是让她崭露头角的《戈斯塔·柏林世家》，另一部是奥地利导演帕布斯特（G. W. Pabst）的《悲情花街》（Die Freudlose Gasse, 1925），我们稍后也会谈到。在这两部电影中，嘉宝的头顶还没有绝世美人的光环，这时候的她就像一块陶土，正在斯蒂勒的手中逐渐成形。
《戈斯塔·柏林世家》是一部超过三小时的默片巨作，斯蒂勒和编剧卡瓦柳斯（Ragnar Hyltén Cavallius）一起重新演绎了拉格洛夫的文学经典，他们在部分原著情节的基础上加上了新创作的故事和片场即兴发挥的场景。这部电影的每一寸都浸染着斯蒂勒敏锐的空间和镜头意识，高级的审美趣味以及制造戏剧冲突的天才。在瑞典、芬兰和挪威上映时，电影分为上下两部分，在其他国家则合并为一部并进一步剪短。非常遗憾的是，这些版本都没能完整保留下来。瑞典电影学院从50年代开始的重构工作都是基于1927年的重新剪辑版，这个版本的片长仅有原版的一半。70年代，一个较为完整的修复版问世，但仍然缺少450米的胶片。2018年，瑞典电影学院在欧洲多个资料馆的协力之下，重新对《戈斯塔·柏林世家》进行了光学修复并增加了16分钟的新素材，让影片更加接近上映之初的长度。不过这个新修复版还没有发过碟，现在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片长184分钟的70年代修复版，在2008年曾经发行过DVD。
《戈斯塔·柏林世家》是嘉宝走向人生辉煌的起点，同时也是斯蒂勒职业生涯下坡路的开始，在这最后一部大获成功的电影之后，他再也没有一部杰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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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秋天，《戈斯塔·柏林世家》在德国上映，斯蒂勒和嘉宝也来到了柏林参加首映活动。在柏林停留的这段时间，一位名叫帕布斯特的导演找到斯蒂勒，他看了《戈斯塔·柏林世家》之后深受感动，希望能邀请嘉宝主演他的第二部长片《悲情花街》。帕布斯特日后将成为一位电影巨匠，但此时他的导演之路才刚刚起步。斯蒂勒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除了嘉宝高昂的薪水，还要求埃尔纳·汉森（Einar Hanson）一起出演，拍摄嘉宝的胶片也必须是某种特定型号。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帕布斯特接受了大多数条件，但为了汉森能够参演，他不得不改写剧本，加入一个美国军人角色，为其中一条故事线强加了相对光明的结尾。这个好莱坞式结局和全片呈现的惨淡现实格格不入，在后世不断遭人诟病。尽管如此，帕布斯特还是在《悲情花街》中展现了他强大的叙事能力，多条故事线同时展开，从不同角度呈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和奥地利不断加剧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严重，通货膨胀，四处都是投机分子和叫苦不迭的穷人。视觉上，摇晃的主观镜头，平行剪辑，推轨跟拍等技巧的使用，让一幅宏大的黑暗画卷在观众眼前徐徐铺展开来。
帕布斯特与掌控欲极强的斯蒂勒不同，他交给演员更大的自主发挥空间，但这让一直受到斯蒂勒严格要求的嘉宝非常不适应，有时还会私下找到斯蒂勒请他帮忙排练。帕布斯特的拍摄日程也很紧张，加上嘉宝德语说得并不好，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处在极大的压力和恐惧之下。正是这种状态成就了《悲情花街》中的嘉宝，她年轻美丽，脆弱无助，眼神颤抖着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无论哀怨还是绝望，困惑还是尖锐，无一不让人动容。
《悲情花街》拍摄期间，一位即将决定斯蒂勒和嘉宝命运的人来到了柏林。他就是人称“好莱坞暴君”的米高梅影业（Metro-Goldwyn-Mayer, “MGM “）掌门人路易·B·梅耶尔（Louis B. Mayer）。1924年末，梅耶尔前往罗马监督进展不顺的史诗巨作《宾虚》（Ben-Hur: A Tale of the Christ, 1925），在片场狠狠训斥了两位导演和剧组之后，他前往欧洲各大城市，看了许多新片，顺便跟导演和演员会面，为创立不久的米高梅网罗人才。
梅耶尔来欧洲之前，刚为米高梅工作不久的瑞典导演维克多·斯约斯特罗姆向他举荐了莫里兹·斯蒂勒，梅耶尔对斯约斯特罗姆印象很好，就把这件事记了下来。从巴黎来到柏林后，他在翻译的陪同下看了许多电影，其中就包括了斯蒂勒的《戈斯塔·柏林世家》。据梅耶尔的外孙丹尼尔·塞尔兹尼克（Daniel Selznick）回忆，他的外祖父从嘉宝出场的第一秒就被她的眼神所吸引，他向同在放映厅里的斯蒂勒询问这位女演员的名字，并要求和她见上一面。
斯蒂勒特意将两人的会面安排在了柏林阿德隆酒店（Hotel Adlon）的餐厅，不光因为这里是柏林最豪华的去处，更因为他知道在一个特定的桌位，嘉宝看起来尤为动人。他付给餐厅领班一大笔小费定下位子，还布置了特殊的灯光。最终一切如斯蒂勒所愿，当天梅耶尔就以1000美金的周薪签下了他，并给了嘉宝和另一位瑞典男演员拉尔斯·汉森（Lars Hanson）各一份周薪350美金的合同。从演员们惨淡的薪水金额就可以看出，尽管梅耶尔欣赏嘉宝，但并没有对她抱过高的期望，签下合同最多只能算是储备人才。如果她能成功那当然好，如果不行，也没有多大损失。临走之前，梅耶尔对翻译说：“告诉嘉宝小姐，美国人不喜欢胖女人。”嘉宝听到翻译后只是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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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斯蒂勒与嘉宝满怀对新生活的希望抵达了纽约，然而迎接他们的只有两个米高梅工作人员和翻译，外加一个拍了四张照片就匆匆离开的摄影师，很显然他们的到来对米高梅而言并不算头等大事。那年夏天的纽约格外炎热，创纪录的高温让所有人苦不堪言。嘉宝和斯蒂勒住在酒店里等待消息，但梅耶尔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发去好莱坞的电报和信件也无一例外全都石沉大海。嘉宝后来回忆说，自己职业生涯最痛苦的时期就是在纽约的那两个月，这座巨大、喧嚣、语言不通的城市让她感到非常害怕。在这段无所事事，焦虑不堪的时间里，她和斯蒂勒有时会去时代广场走走或者看部电影，但大多数时候，为了降温，嘉宝大半天都泡在浴缸的冷水里，一出来又浑身是汗；斯蒂勒则在自己房间里烦躁地来回踱步，每天跑去电报局好几趟，就怕错过了好莱坞的消息。
经由瑞典舞台剧演员玛莎·海德曼（Martha Hedman）的介绍，斯蒂勒和嘉宝拜访了阿诺德·甘瑟（Arnold Genthe），这位以拍摄唐人街和名人肖像闻名的德裔摄影师在回忆录里记下了他和嘉宝的对话。嘉宝看着甘瑟的作品说：“如果有一天你也能给我拍几张照片就好了。”甘瑟回答：“为什么要等到有一天？为什么现在不拍呢？”嘉宝笑着说：“看看我穿了什么裙子，我的头发也不好看。”甘瑟说：“不需要在意这些，我更感兴趣的是你的眼睛和额头。”甘瑟为嘉宝拍摄的这组肖像中，她的脸和手在黑色背景的衬托下呈现出白色兰花般的质感，柔软、纤细而脆弱，同时她的表情和动作又充满了情感和戏剧性，形成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对比。很快，其中一张照片登上《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的封面，标题为“来自北方的一颗新星——葛丽泰·嘉宝”。
在杂志带来的关注和维克多·斯约斯特罗姆的帮助下，嘉宝和斯蒂勒终于来到了西海岸。没有人知道这两个看上去普普通通，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人是谁。米高梅方面没有任何表示，来火车站迎接他们的大多是在好莱坞工作的瑞典人。夏天很快过去，两人都急切盼望着有工作上门，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斯蒂勒用瑞典语写着没人愿意翻译的剧本，嘉宝除了偶尔和运动员或者狮子一起拍些滑稽的宣传片之外，大多数时候，他们总会坐在圣莫妮卡的酒店屋顶露台眺望海面，像瑞典人习惯的那样，好几个小时都不说一句话。
当时的米高梅虽然是一家新电影公司，但出品的电影已经获得了题材大胆、质量出众的好评。默片明星约翰·吉尔伯特的女儿说：“在好莱坞，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和它相提并论。他们有最好的明星，充足的资金，宽敞的摄影棚和漂亮的办公楼。对任何身处电影行业的人来说，那里就是天堂。”但这样的阵仗吓坏了嘉宝，她觉得这里地单调冷漠、没有一丝人情味。米高梅的员工则觉得嘉宝天真又笨拙，个子太高，骨架太大，脾气古怪，不爱与人交往，还总穿着便宜的衣服，很显然她不是当明星的那块料。米高梅对嘉宝的忽略让她日渐不满，最终发起了激烈的抗议，她说如果他们一直这样对待她，那还不如早点回欧洲去。为了挽救梅耶尔的投资，负责制片厂运营的厄文·萨尔伯格（Irving Thalberg）决定再给嘉宝一次机会，他派人给她做头发，让她继续瘦身，她男孩子气的衣服也全部换成了时下最流行的女装，当然，这些费用都要从她每周的薪水里扣。
之后，萨尔伯格又派摄影师威廉·丹尼尔斯（William Daniels）去拍摄嘉宝的试镜，而丹尼尔斯只想打高尔夫，而不是星期天一早就到摄影棚加班，拍摄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孩。2005年的纪录片《嘉宝》（Garbo）中重现了丹尼尔斯拍摄时的打光，他正对嘉宝面部打出角度向上的弱光，没有在脸部形成任何阴影，另一侧高光则向下打在她左侧头顶，嘉宝的脸在这种几近于背光，完全无法突出五官的照明之下显得平板而无神，最为动人的特质无法被捕捉到，自然也没有引起任何制片厂高层的注意。
整天无所事事的嘉宝经常跑去《红字》的片场打发时间，她在那里感到很放松，因为男主角拉尔斯·汉森和导演斯约斯特罗姆都是瑞典人。也就是在那里，她认识了女主角丽莲·吉许（Lillian Gish）。默片女王吉许向来乐于提携新人。她成了嘉宝在好莱坞的第一位导师。吉许向米高梅高层提出，希望由丹麦摄影师亨德里克·萨托夫（Hendrik Sartov）重新为嘉宝拍摄一组试镜画面。
萨托夫1907年来到美国，最初的工作是拍摄肖像照片，吉许偶然认识了他，非常欣赏他的作品，便将他推荐给了合作多年的导演格里菲斯（D. W. Griffith）。萨托夫跟格里菲斯合作了7年，之后也依然担任吉许主演影片的摄影，比如《红字》（The Scarlet Letter, 1926）和《波西米亚人》（La Bohème, 1926）。他用自己改造的柔光镜头拍摄出吉许梦幻般的脸部特写，代表了默片时代摄影的最高水平。萨托夫为嘉宝拍摄的试镜中，他采用了和丹尼尔斯截然不同的打光方式，多个高光光源角度更小，位置更上，几乎笔直地从头顶打向嘉宝的脸，突出了她的颧骨和眼窝；在脸部投下的阴影也使五官更立体、更有层次。灯光像星星一样投射在她的瞳孔之中，她的眼神点亮了整张银幕。这组试镜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嘉宝的优势。米高梅意识到，这位女演员身上的确有与众不同之处。
很快嘉宝就获得了第一份工作，在1926年上映的影片《激流》（Torrent, 1926）中扮演一位从西班牙农村前往巴黎，改头换面成为歌手的女孩。
这部电影改编自伊巴涅斯（Vicente Blasco Ibáñez）的原著，正是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天启四骑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1921）和《血与沙》（Blood and Sand， 1922）捧红了当时好莱坞的大众情人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尽管《激流》的导演是蒙塔·贝尔（Monta Bell），斯蒂勒才是真正在幕后指导嘉宝表演的人。每天的拍摄结束后，她都会去找斯蒂勒排练，一位翻译将嘉宝第二天的戏份翻译成瑞典语，之后斯蒂勒扮演导演，教她该如何在镜头前表现。在斯蒂勒精准的调教之下，嘉宝的表演得到了一致好评。这段时间，她的英语也进步神速。当拍摄样片送到放映室时，梅耶尔当初在嘉宝身上看到的特质终于清晰地呈现在了所有人眼前。这个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人也成为了当年最令人瞩目的新面孔之一。
而嘉宝依然不快乐，她不喜欢自己的角色，不喜欢合作的男演员，更重要的是，她希望能由斯蒂勒来导演她参演的电影。她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一度提出想要回国，但米高梅搬出合同条款留住了她。公关部门则决定好好利用她这段时间的忧郁，以她对孤寂的渴求和远离好莱坞社交圈的愿望为基础，打造起嘉宝的人设——一个神秘的冰山美人。
梅耶尔很清楚斯蒂勒对嘉宝的影响，指名由他来导演下一部嘉宝主演的电影，同样改编自伊巴涅斯的小说，斯蒂勒的剧本初稿让梅耶尔和萨尔伯格都很满意，但在交给剧本部门完善的过程中，故事线遭到大幅修改，嘉宝的角色也被改成了将好几位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最终自食恶果的蛇蝎美人，在当时这种卖弄风情的妖艳女子，即所谓的vamp是最受欢迎的银幕女性形象，片名也配合改成了极富挑逗意味的《妖妇》（The Temptress, 1926）。斯蒂勒觉得新剧本非常糟糕，但他的抗议收效甚微。
另一边，嘉宝因为能和斯蒂勒合作而士气高涨。但这部电影的拍摄似乎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诅咒。斯蒂勒完全够不上工作水平的英语时常在片场造成误会，而在误会发生后，他还是像从前那样大发脾气，令工作人员非常头疼，管理层也对他造成拍摄延误感到不满。斯蒂勒不懂为什么拍部电影需要这么多人，替身演员、场记和宣传人员在片场晃来晃去有什么意义。他对制片厂体系一知半解，也似乎无意去了解和适应。在欧洲，导演是电影创作的核心，而在好莱坞，导演只是一名员工，商业片更是流水线制作，有着固定的框架模板，拍摄时间极短，因为导演和演员的合同很多时候都是以影片数目为单位签订的，观众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制片厂当然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产出。
随着片场气氛日渐紧张，嘉宝再一次感到了恐惧，她明白斯蒂勒面临着排山倒海的压力，但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雪上加霜的是，一封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报带来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她的姐姐患上急病，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在合同的束缚之下，未完成拍摄的嘉宝回国参加葬礼的请求遭到拒绝，影片制作一团乱，负责人萨尔伯格坐不住了，他对斯蒂勒和嘉宝的历史既不了解也不在乎，既然导演是个麻烦，那就换掉。他找来《宾虚》的导演之一——弗雷德·尼博洛（Fred Niblo）接手了《妖妇》的拍摄。处在台风眼里的嘉宝连遭打击，陷入了彻底的绝望，她再次兴起离开好莱坞回到瑞典的念头，而米高梅也又一次搬出合同条款留住了她。
斯蒂勒遭遇的这场风波，不仅仅是性格或导演风格的冲突，而是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人和官僚制度之间的永恒矛盾——无论个体多么出色，如果不服从，体系都会毁灭他。像查理·卓别林（Charles Chaplin）这样的天才能够在制片厂体系中存活并非因为好莱坞的宽容，而是靠他个人强大的精神力和票房号召力。卓别林也对抗过好莱坞，但好莱坞最终还是赢过了他。他在有声时代到来之后不再受观众欢迎，几句捕风捉影的道德指控和政治倾向怀疑就让他彻底失去人心，甚至连返回美国的许可都被吊销。对于大片厂来说摧毁个体只是举手之劳，他们手握金钱、资源、人脉，牢牢控制着人才、技术和院线。喜剧之王卓别林尚且如此，对付无依无靠的瑞典移民斯蒂勒就更简单了，只要传播斯蒂勒“难相处”，“做事拖沓”，“吹毛求疵”的印象就能让他举步维艰。在《妖妇》之后，他的米高梅合同中止，随后转投派拉蒙（Paramount）。斯蒂勒好莱坞时代最为人称道的影片是1927年波拉·尼格丽（Pola Negri）主演的《帝国饭店》（Hotel Imperial），这是一部格调相当高，商业元素安排也十分精明的电影。在导演了几部表现平平的电影之后，斯蒂勒又因为和派拉蒙高层发生矛盾第二次被炒了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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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俱疲的斯蒂勒返回了瑞典，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命运总是跟我开一些愚蠢的玩笑。”他这样说道。1928年秋天，斯蒂勒患上胸膜炎入院治疗，病情急速恶化，生命垂危。有些日子，同样回到瑞典的好友维克多·斯约斯特罗姆会到医院看他，斯蒂勒不是抱着他崩溃大哭，就是神志不清地跟他讲些希望未来能拍成电影的故事，他说这些电影一定能成功，他再也不会像在好莱坞时那样失败。11月27日，当斯约斯特罗姆来到医院时，斯蒂勒几乎无法说话，他望着老友担忧的神情，出口的词句却模糊得无法辨认。第二天，斯蒂勒就离开了人世，享年45岁。据说他死前紧紧握在手中的，是刚到纽约时由阿诺德·甘瑟为嘉宝拍摄的肖像照片。
斯蒂勒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多少财产，他最终长眠在斯德哥尔摩北公墓的犹太人墓区之中。而在远隔重洋的好莱坞，声名鹊起的嘉宝正忙于拍摄《野兰花》（Wild Orchids, 1929），她在片场收到电报，得知了斯蒂勒的死讯，悲痛欲绝。几个月后，嘉宝收到一封来自斯蒂勒家人的信，询问她是否想要留下一两件好友的遗物当作纪念。嘉宝选了曾经摆放在斯蒂勒家走廊里的橡木椅子。17岁那年第一次去面试时，她就是坐在那张椅子上，在不知何时才是尽头的漫漫时光之中，等待着一个人来彻底改写她的命运。
【下期预告】
下期节目我将继续“好莱坞异乡人”的选题，继续讲述葛丽泰·嘉宝的故事。在导师斯蒂勒去世后，嘉宝的好莱坞生涯还在延续。作为一名女性、一位移民、一个横跨默片与有声片时代并都取得成功的巨星，她的过人之处显然不仅仅是美貌。那么她到底与众不同在哪里？她又为何在巅峰时期突然选择息影，过上大隐于市的平凡生活呢？让我们一同走进围绕嘉宝一生的重重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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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收听the talking hours，本期节目的前期调研，素材收集，内容撰写和主持均由我本人负责，剪辑和后期制作由方天宇大力支持。在此向所有鼓励我，为我提出反馈意见和修改方案的朋友致谢。特别感谢顾草草对本播客命名的巨大帮助。
本期和今后其他节目的更多信息，包括使用的音乐和影片素材列表，参考文献以及推荐的阅读和观影清单等等，请访问我的个人网站thesilenthours.com。除了播客之外，在这里，你也可以读到我写的其他电影相关文章。如果对节目有任何意见与建议，或者有特别想听的主题、人物和事件，也欢迎在我各个平台给我留言。
– Fin –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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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er’s correspondence,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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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s, Richard. ‘Mauritz Stiller’, in Cinema: A Critical Dictionary. Secker and Warburg London. 1980. pp. 9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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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ira, Mark A. Greta Garbo: A Cinematic Legacy. Harry N. Abram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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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nson, Karen. Greta Garbo: A Life Apart. Scribn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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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ne, Robert. The Great Garbo. Cooper Square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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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t. David. Greta Garbo: A Divine Star. Biteback Publishin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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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sfield, Scott. Dance, Robert. Garbo, Portraits From Her Private Collection. Rizzoli.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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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anderer’s Notebook: The Art of Mauritz Stiller” by Alexander Jacoby http://sensesofcinema.com/2001/underrated-and-overlooked/st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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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archive: the story of how Greta Garbo became a star”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19/oct/27/from-the-archive-the-story-of-how-greta-garbo-became-a-star-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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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ta Garbo’s breakthrough film in new version”. https://www.filminstitutet.se/en/about-us/press-service/press-archive-old/2018/gosta-berlings-saga-in-new-version/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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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Nakarada – “W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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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Davis – Music from the documentary Gar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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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Glass – “Always Here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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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Leonard-Morgan – “Gaddis Is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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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Leonard-Morgan – “Walk to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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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ander Nakarada – “Burt’s Requi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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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dmir Cosma – “Promenade Sentiment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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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田真裕 – “方的な片思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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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tz Kreisler – “Liebesl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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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ls Frahm – “Nils Has a New P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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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島ノブユキ- “人間失格 (Piano Solo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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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ly Gonzales – “Manifesto”
-
Ludovico Einaudi – “Monday”
-
Chilly Gonzales – “Solit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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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ovic Bource – “In the St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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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thical Score Society – “Infinity Pool & Pool T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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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rizio Paterlini – “Week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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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Richter – “Lamentation for a Lost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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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克 – “私の嘘～Piano So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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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Davis – “Hollywood”
the silent hou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