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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完整文字稿】
本期节目是长期策划“好莱坞异乡人”的一部分，在这个系列中，我将回顾从世界各地来到好莱坞这座巨大的造梦工厂，成为美国电影工业一分子的电影人，尤其会侧重探讨70年代之前，也就是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女性和少数族裔电影人。在政治正确尚未形成风气的年代，多重身份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影响。随着全球化加速、舆论环境不断变化，今天的好莱坞也呈现出了与从前截然不同的面貌，它是变得更多元化还是更保守了？电影工业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呢？诸如此类的讨论仍在激烈进行之中，没有人知道正确答案。我希望借助“好莱坞异乡人”这个选题，用历史的镜子，为审视现状提供另一个思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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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起葛丽泰·嘉宝，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除了名台词“I want to be alone.”之外，就是她在各种照片中的脸，一张惊为天人，完美无瑕的脸，也是一张冷漠而充满谜团的脸。斯蒂勒（Mauritz Stiller）第一次看到嘉宝胶片上的身影时就说：“也许每一百年才会出现一张这样的脸。”嘉宝的好友维埃特尔（Salka Viertel）说：“她这张脸的美丽之中存在某种出人意料的特质，每次看到它都仿佛初次相遇。”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则在短文《嘉宝的脸》（”Le Visage de Garbo”）中写道：“人们迷失在她的影像中时，如同吃了迷药一般。这张脸象征一种形体的绝对状态，既难以触及又难以弃绝。”
光芒太过耀眼的脸遮蔽了许多本应该重要的东西，嘉宝隐退时还很年轻，看不出岁月痕迹的脸在时光流逝中逐渐凝固成一个象征美的符号，一个无法窥视也几乎没人愿意深究的谜题。
葛丽泰·嘉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毋庸置疑，她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三次学院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多少说明了问题。但她的演技称不上顶级，过分完美的脸甚至阻碍了人们去关注她在演什么。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却没有想法要和大众分享，没有政治主张，也不是任何社会运动的代言人。她的日常生活和我们每个人一样平凡，或许还更单调。但正因为人人心中都有对秘密的渴望，嘉宝的传奇色彩才与日俱增。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谈论着这张脸，影视作品中她的名台词也反复被引用。然而许多熟知嘉宝的人根本不关心她演过什么电影。在大多数人眼中，她更像一个超脱尘世的女神而非女演员。
上期节目主要以嘉宝与斯蒂勒的关系为核心，谈论了她早期的演艺生涯。本期节目将专注于嘉宝离开斯蒂勒之后的发展和她银幕外的生活。遗憾的是，除了极少数私人信件之外，关于嘉宝的描述几乎全部出自他人之口。记忆会模糊，立场会扭曲事实，我将尽量保留出自不同人口中的矛盾之处，希望能以我所了解的全部，还原出一幅尽可能完整的嘉宝的画像：
- 她作为演员有过怎样的成功与失败？为什么仅仅36岁就选择了息影？
- 嘉宝真的渴望孤独吗？
- 她一生中大量的同性恋和双性恋传闻真实度有多高？
- 离开好莱坞的嘉宝在之后将近50年中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电影中的嘉宝往往是众星捧月的焦点，但在银幕之外，她却惧怕人群，痛恨关注，终身未婚，也没有子女，即使对亲近的朋友而言，嘉宝在某些方面也很神秘。她的公寓位于纽约东52街，据说她十分喜爱这个具有北欧气息的街区，从公寓窗口眺望东河上来往的船只，也让她想起小时候在斯德哥尔摩的港口看到的景象。如今走在那条街上，不难想象它在上世纪20年代的样貌，通往曼哈顿岛边缘的土路上弥漫着烧煤和热油的气味，马车经过的声音和远处的汽笛声交织在一起。
尽管选择了在美国定居，嘉宝依然深爱着欧洲，她的表演方法也一直保留着欧洲的风格。在早期作品《戈斯塔·柏林世家》（Gösta Berlings saga, 1924）和《悲情花街》（Die Freudlose Gasse, 1925）中，她时常表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迷惘，好像在等待某些美好的事情发生，但心里又没有抱太大希望。她的动作如同缓慢的水流，面对一个情境并不立即作出反应，而是首先停下来思考。来到好莱坞之后，她的大部分默片演出也可以见到这种状态，在《妖妇》（The Temptress, 1926）和《女人心事》（A Woman of Affairs, 1928）中尤为明显。嘉宝的看上去笃定柔缓，深思熟虑，和许多美国演员表现力十足，肢体语言夸张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斯蒂勒不仅教会嘉宝如何呈现出细腻的情感，还要求她全身心投入，让角色吞噬自己。在方法派尚未形成之前，嘉宝就已经在用类似的技巧表演了。
1926年，接连遭遇斯蒂勒离开米高梅和姐姐去世的打击后，沉浸在悲伤中的嘉宝在《肉体与魔鬼》（Flesh and the Devil, 1926）中展现出更为成熟的心理状态，在导演克拉伦斯·布朗（Clarence Brown）的指导下，她给出了好莱坞几乎前所未见的性感表演。比如她和男主角约翰·吉尔伯特（John Gilbert）在花园幽会的那场戏中。两个人基本没有说话，仅靠特写镜头下的眼神互动和细微的面部手部动作，达成了观众看来火花四溅的效果。而两人在片中的第一次对手戏，则是我在默片中看到过最为动人的初相遇场景之一。嘉宝走下火车，吉尔伯特看到她，整个人一下子呆住，他很快回过神来，向正要上马车的嘉宝走去，为她捡起不慎掉落的花束。
随着《肉体与魔鬼》上映并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嘉宝和吉尔伯特的恋情也传得沸沸扬扬。两人究竟有多相爱，以及多大程度上是米高梅的炒作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深厚的情谊，尤其在吉尔伯特有声时代职业生涯走下坡路时，是嘉宝在米高梅高层面前为他力争出演《瑞典女王》（Queen Christina, 1933）男主角的机会。导演布朗认为两人在《肉体与魔鬼》中根本不是表演，而是真的一见钟情。他甚至说这是他导演生涯工作量最小的作品，因为感情戏完全不需要指导。无论两人是否真的恋爱，他们银幕上的化学反应无疑是极为出色的。
约翰·吉尔伯特是默片时代最重要的明星之一。他从群众演员做起，随着名声水涨船高，逐渐成了鲁道夫·瓦伦蒂诺（Rudolph Valentino）的有力竞争者，不仅女性观众迷恋他，男性观众也喜爱他正派风趣的形象。1925年，吉尔伯特在两部米高梅最卖座的影片——《风流寡妇》（The Merry Widow, 1925）和《战地之花》（The Big Parade, 1925）中出任男主角。金·维多（King Vidor）的《战地之花》制作成本38.2万美金，收获了600万票房，是米高梅默片时代最赚钱的电影，它使成立不久的米高梅一举跻身好莱坞一线制片公司行列，吉尔伯特在片中的表演也广受好评。
嘉宝与吉尔伯特的故事版本众多，其中有一段广为流传的轶事。1926年，金·维多准备跟演员埃莉诺·博德曼（Eleanor Boardman）结婚，吉尔伯特也向嘉宝求婚，四个人商量好一起去注册。到了那天，嘉宝却没有出现。吉尔伯特大受打击，还被一直看他不顺眼的路易·B·梅耶尔（Louis B. Mayer）冷嘲热讽了一顿。梅耶尔对于两人之间甚嚣尘上的恋爱传闻非常不满，也为嘉宝再次反抗制片厂的行为感到头疼不已。她拒绝被框死在既有形象之中，遇到不喜欢的角色就称病罢工，同时又和吉尔伯特一起出现在宣传活动中，在梅耶尔眼皮底下跳舞，但就是不去摄影棚报到。米高梅拿签证到期驱逐出境来威胁她，她也态度强硬，表示马上回瑞典也无所谓。梅耶尔觉得很困惑，在他看来，嘉宝本来只是个小演员，是他给了嘉宝一份好莱坞的合同，为她选了最好的合作团队，给了她整个职业生涯，所以她应该心怀感激。但嘉宝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此时《肉体与魔鬼》横扫全美票房，嘉宝对于米高梅的经济利益举足轻重，1926到1927年，仅她一个人就占据了整个公司12%的营业收入。米高梅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最终屈服了。他们同意拍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男主角也换成她要求的约翰·吉尔伯特，为了配合两人的恋情，默片版本的片名也毫不避讳地改成了《爱》（Love, 1927）。在安娜与渥伦斯基告别的段落中，嘉宝充分展现了以最小的运动幅度实现最大化戏剧效果的高超演技。她知道镜头有夸大的效果，于是不断自我调节，将更多交给面部表情和眼神去传达，她高度节制的肢体动拥有远超越语言表现力，这也是不少电影史学家认为嘉宝的默片表演胜过有声片的论据之一。（见以下两个画面）
1928年的《女人心事》中也有一个例子，出于审查原因“流产”无法直接描述，只能隐晦地表达，也就不能出现大喜大悲的极端情绪，而需要演员更为精细的把握。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嘉宝醒来之后失魂落魄地走出房间，字幕卡打出“我的花去哪里了？”接着她跌跌撞撞地走到长廊尽头，像抱着婴儿一样轻柔珍重地捧起花瓶里的花，又哭又笑，表情时而困惑时而恐惧，眼神的游移和身体的轻颤看似相当收敛，却极具感染力。
同一年上映的《神圣的女人》（The Divine Woman, 1928）全片遗失，只有大约一卷9分钟的戏留下来，后来又发现了1分多钟的画面。这是维克多·斯约斯特罗姆（Victor Sjöström），拉尔斯·汉森（Lars Hanson）和嘉宝的瑞典三人组在好莱坞唯一一次合作，从残存的片段便可窥见整部电影的高质量。嘉宝的这两位好友不久之后都将回到瑞典生活，她自己也在斯蒂勒去世之后第一次从好莱坞回到家乡，见到了久别的母亲和朋友。
1929年，回到米高梅的嘉宝发现好莱坞正在发生剧变，电影里越来越多的角色开口说话了。
随着有声片的到来，制片厂也必须寻找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而嘉宝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她身形修长，动作优雅，和当时普遍的娇小型女明星截然不同，无论是眼神、身材、还是难以捉摸的个性和反常理的作风都独树一帜。嘉宝作为女性在电影界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不管是从她电影从业者的角度看，还是她刻画的女性形象都是如此。在嘉宝之前，几乎看不到兼具婉约柔美又自信坚定的独立强势的女性角色。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嘉宝的表演可以说是革命性的。
现在的问题是，米高梅对有声时代的嘉宝有何打算。1929年，嘉宝主演了她最后一部默片《吻》（The Kiss, 1929），在这部集默片技法之大成的影片中，已经出现了配乐和音效。这也是米高梅拍摄的最后一部默片。此时，所有电影人的心里都充满恐惧，制片厂开始一一审视自己旗下的明星，看谁能成功转型，谁将退出历史舞台。同年，米高梅拍摄了一部全明星电影（The Hollywood Revue of 1929），也可以看作一部试水有声制作的大型样片，米高梅的所有明星都在影片中开口说话或唱歌，唯有嘉宝不见踪影。大量默片明星难以适应有声片的表演方式，或者在开口之后人气暴跌。因此，让旗下最大牌的嘉宝出演有声片成为米高梅面临的一个迫在眉睫又异常棘手的问题。
有声时代在米高梅开始得特别晚。尽管影像与声音结合的技术壁垒早在1915年之前就已经突破，但似乎所有人都希望有声电影可以来得晚一些，毕竟刚刚围绕默片制作形成体系的电影工业要再次迎来颠覆，无论实际操作还是心态上都让人很难接受，不少明星从未接受过戏剧训练，因此制片厂对他们的声音毫无信心，也没有准备语言指导老师和音乐部门，米高梅甚至连试验有声片的计划都没有做过。负责制片厂运营的厄文·萨尔伯格（Irving Thalberg）在1927年公开表示，人物开口说话的影片永远也取代不了默片。即使在第一部有声片《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 1927）上映并取得成功之后，萨尔伯格仍然认为有声片只是昙花一现，因为演员说话将摧毁观众的幻想。正是这种想法和与梅耶尔相关的政治因素让米高梅成为了最晚踏入有声时代的制片公司之一，嘉宝的默片有7部都拍摄于《爵士歌手》上映之后。
此时，嘉宝的第一部有声片已经不能再拖了，在观众拒绝了那么多默片明星的有声片表演之后，他们对嘉宝的反应又会怎样呢？心里没底的米高梅一边为嘉宝安排大量的语音训练，另一方面则精心挑选着剧本。最终他们选中了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戏剧改编的《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 1930），为嘉宝量身定制了一个瑞典移民的角色，电影海报印着超大字号的“嘉宝开口说话！（Garbo Speaks!）”。而这就是她在大银幕上说的第一句话：“来一杯威士忌，配干姜水。别太小气了，宝贝。（Gimme a whiskey, ginger ale on the side. And don’t be stingy, baby.）”尽管仍听得出吞元音的现象以及瑞典语不同于英语的发音节奏，但嘉宝略显低沉而颇具感染力的女中音完全符合观众的想象。
之后嘉宝的几部有声片——《罗曼史》，德语版《安娜·克里斯蒂》，《恋痕》（Inspiration, 1931），《苏珊·雷诺克斯浮沉录》（Susan Lenox – Her Fall and Rise, 1931）和《魔女玛塔》（Mata Hari, 1931）都取得了票房成功。影片本身水准不一，但如今都已经很少被提起。在这些作品中嘉宝证明了自己可以演绎各种类型的角色，无论是《苏珊·雷诺克斯》中反复受到男性伤害、命运多舛的女性，还是《魔女玛塔》中造型独特，性格复杂的德国间谍。《魔女玛塔》结尾的行刑戏非常精彩，但改编完全偏离了玛塔·哈利的真实经历，为迎合市场强加的感情戏码也纯属画蛇添足。
1932年，嘉宝迎来了有声片生涯第一部可以称得上佳作的电影——《大饭店》（Grand Hotel , 1932）。她在片中扮演一个上了年纪的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尽管嘉宝的身材并不适合演芭蕾舞者，但她用轻盈优雅的演技为角色注入了魅力。《大饭店》是萨尔伯格的智慧结晶，他从很久以前就想拍一部全明星电影，嘉宝一开始希望由吉尔伯特来演她的对手戏，因为她对名声显赫的约翰·巴里摩尔（John Barrymore）有些畏惧。但在拍摄结束后，她对巴里摩尔说：“你一定想象不到，和你这样一位完美的艺术家一起演戏对我而言意义多么重大。”
《大饭店》中最有趣的事实或许是，嘉宝作为一个瑞典人，用俄罗斯口音讲英语，说出了名列美国电影学院百年百句经典台词第30位，也是她职业生涯最著名的一句台词：“我想要一个人待着，我只想一个人。（I want to be alone. I just want to be alone.）”
在一部嘉宝的纪录片中，她有声片时代大量跟“孤独”相关的语句被剪辑在了一起。【注：以上剪辑中出现的台词按顺序分别来自：《大饭店》《妮诺契卡》《安娜·卡列尼娜》《大饭店》《魔女玛塔》x2《恋痕》《大饭店》《妮诺契卡》（戏仿——苏联人问她“Do you want to be alone, comrade?” 嘉宝回答：”No.” 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部片中也有出现：《恋痕》中的另一句：“I just want to be alone for a little while.”《苏珊·雷诺克斯浮沉录》里她对一个追求者说：“This time, I rise … and fall … alone.”《瑞典女王》也有一句：“Yes, I must go alone.” 其实早在默片时代的作品《爱》中，一条字幕卡就写道：“I like to be alone.”《爱情准则》（The Single Standard, 1929）里她的角色说：“I am walking alone because I want to be alone.”】
《大饭店》的这句名台词日后逐渐与嘉宝渴望远离公众视线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1938年她与指挥家利欧波德·斯托考斯基（Leopold Stokowski）同游意大利期间因为大量媒体追逐而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嘉宝后来强调说：“我从没有说过我想要孤独，我说的是，我希望能不受打扰，这两者区别很大。（I never said, ‘I want to be alone’; I only said, ‘I want to be let alone.’ There is all the difference.）”
随着《大饭店》大获成功，1932年成了嘉宝被闪光灯追逐得最厉害的一段时间，导致她对人群的恐惧达到顶峰。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在1971年的一段采访中谈起当时的嘉宝。
【主持人：“你们是竞争对手吗？（Were you competitors?）”黛德丽：“不是，从来没有人成得了嘉宝的竞争对手。她是独一无二的。根本不会有人试着去跟她竞争。（No. Nobody was ever a competitor, not with Garbo, no. She’s a unique person. Nobody ever attempted to be a competitor.）”】
由此可见嘉宝当时人气高到何种程度。
最终，不胜其烦的嘉宝返回瑞典，很快她的米高梅合同也到期了。远离大银幕的日子从几周变成几个月，她一直没有回到美国。一时流言四起，报纸打出“嘉宝逃离好莱坞”“嘉宝在瑞典消失！”“嘉宝即将息影！”甚至“嘉宝将嫁入皇室”等等耸人听闻的标题。所有人都想知道，这位让人捉摸不透的女明星是否还会再次出现在公众眼前。
一番谈判后，嘉宝同意续签合同，条件是米高梅让她出演《瑞典女王》，编剧正是嘉宝的好友，波兰裔犹太女演员和剧作家萨尔卡·维埃特尔，她也在德语版的《安娜·克里斯蒂》中与嘉宝演过一段对手戏。维埃特尔日后担任了嘉宝好几部影片的编剧，同为欧洲移民的两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她也是嘉宝非常信任的极少数人之一。
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对嘉宝而言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她们身上有许多共同点。克里斯蒂娜被认为是17世纪最博学多闻的女性，才思敏捷，性格复杂，不愿臣服于传统女性的角色，在决定终身不结婚之后引起轩然大波。她喜欢穿男装，言谈举止都很男性化，关于她的性取向问题一直争论不断，这也与嘉宝的经历不谋而合。电影《瑞典女王》跟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但它突出并放大了克里斯蒂娜女王超越时代的先锋精神，忠实自我意志的生活方式，她的坚定与偏执，以及反复无常的魅力。在嘉宝所有的电影中，这是她自己最喜爱的一部。
米高梅在男主角的选择上争执不休，提议的男演员都被嘉宝拒绝了，她坚持要求约翰·吉尔伯特出演。转入有声时代后并不顺利的吉尔伯特当时接不到任何工作，心情郁闷，严重酗酒；得到这个角色后他从低落的状态中挣脱出来，短暂地戒了酒，每天都努力工作。即便如此，预告片和宣传中几乎没有提到他的名字，米高梅不想用任何方式挽救他的职业生涯。几年后，年仅38岁的吉尔伯特就因为长期酗酒导致心脏病发去世。电影《艺术家》（The Artist, 2011）的男主角瓦伦丁就是以他作为人物原型创作的。
《瑞典女王》中有这样一个片段：克里斯蒂娜在房间里四处走动，触摸着家具和摆设，抱着床柱，如同在一个纯粹幸福的幻境中梦游。当恋人问她在做什么时，她回答道：“我正在记这个房间的样子。未来的岁月里，我会在记忆中常居于此。（I have been memorizing this room. In the future, in my memory, I shall live a great deal in this room.）”这个片段的魅力在于，它和主线叙事不沾边，和克里斯蒂娜女王的身份也关系不大。它就像一首幕间曲，嘉宝的表演仿佛出自即兴，事实上这一段是导演鲁本·马莫利安（Rouben Mamoulian ）精心设计的，他对嘉宝说：“这里必须传达出绝对的诗意，就像在跳一支舞。”嘉宝是一个非常技术流的表演者，她知道念出每句台词时手应该放在哪里，肩膀应该呈现什么角度，头部需要有什么动作，同时技巧的娴熟和她强烈的直觉又是有机统一的，因此她看起来总是游刃有余，似乎一切都了然于心。
结尾，克里斯蒂娜乘船离开，抛弃全部过往，走向未知。她站在船头几乎一动不动，罗兰·巴特说她此刻的脸“并非描画而出，而是由石膏制成……唯有双眼黑如奇异的柔软肉体，但又不是毫无表情，而是两处虚弱、颤栗的伤口……既完美又转瞬即逝。”这无疑是全片最具震撼力的场景，嘉宝呈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脆弱，如同在邀请观众走进她的内心，让你忍不住想伸出手，去帮助她，保护她，理解她。平日竖起高墙隔开所有人的嘉宝，一旦出现在镜头前，突然就彻底打开了。表演是她自带密码的表达方式，是唯一一种审视自己并安全地袒露内心情感的方法。
嘉宝的新合同包含了一个条款“遇到不喜欢的影片可以无条件拒绝”，这直接导致了她拍片频率大幅降低，出演的电影类型也在发生变化，她偏爱文学改编和历史题材，大多都是在欧洲更出名的故事。美国观众希望看到亲切、柔和、性感的女性形象，嘉宝偏偏反其道而行，她的角色往往严肃，冷淡，很多时候在结尾还会死去。这也是嘉宝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逐渐超过本土的原因之一。她在小城市和农村也不受欢迎，因为作品题材复杂，表演细腻，让观众难以适从，他们从来没有类似的情感体验和行为举止。这部分观众需要的是简单、年轻、朝气蓬勃的角色，而嘉宝既不属于也无意成为这种类型。
1935年嘉宝在有声版本中第二次出演安娜·卡列尼娜。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称赞了她充满力量的表演，他写道：“正是葛丽泰·嘉宝的个人魅力‘成就’了这部电影，使它忠实原著的简练改编获得了小说的一丝神韵。”
安娜自杀之前的镜头是拍摄的难点，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希望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呈现，当时担任他助手的是瓦尔·鲁顿（Val Lewton）。如果熟悉B级片和恐怖片历史，对这位上世纪四十年代制作了《豹族》（Cat People, 1942）和《与僵尸同行》（I Walked with a Zombie, 1943）等一系列小成本高票房电影的制片人一定不会陌生。鲁顿提出，不需要一直将镜头对准嘉宝，而是让她脸部的同一小段特写反复出现，与铁轨和车轮的镜头交叉剪辑，直到最后她纵身一跃，以此留下空间去延长观众的想象：她死前究竟是脑中一片空白，还是内心不断挣扎？她在怀念绝情的恋人，还是哀叹自己的命运？一切全凭观众自己投射，由此实现让每个人都能产生共鸣的，身临其境的体验。鲁顿说：“我们发现，静态的美丽面孔、雕塑、美术品，甚至一窗风景，都拥有延长情绪感知的能力。”
《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嘉宝很快迎来了又一个演技高峰——同样改编自经典文学作品的《茶花女》（Camille, 1936）。拍摄过程中，年仅37岁的萨尔伯格突然去世，对米高梅打击巨大，制片厂差点停摆，摄影棚里的气氛也极度低落，恰好应和了《茶花女》的悲情结局。嘉宝认为自己在这部电影中发挥了职业生涯最好的演技。导演乔治·库克（George Cukor）也给她很大的自由去诠释角色。一场戏中，嘉宝要穿过人声鼎沸的大厅，库克希望她走慢一点，好让周围男士的眼光在她身上停留，但嘉宝却觉得反而应该快步走过，因为真正艳冠全场的美人不需要为了吸引眼球而放慢脚步，走得快让别人只能稍稍瞥见她的美貌，反而吊足胃口。库克认为嘉宝考虑得很周全，并接受了她的修改提议。
以下这个段落中，嘉宝对细微的情绪变化拿捏得非常精准：“‘他回来了，但他不会来看我。’‘但他来了，他就在这里。’‘他在这里？你没骗我？’”’He’s back, but he won’t come to see me.’ ‘But he has come; he’s here.’ ‘He’s here? Are you telling me the truth?’”
在嘉宝之前，玛格丽特·戈蒂埃这个角色已经有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和埃莱奥诺拉·杜塞（Eleonora Duse）这样的杰出女演员扮演过，但无一例外都演得非常用力。嘉宝采用了相对轻描淡写的表演方式，始终带着一丝超脱，一种有意保持的理智和冷静，很多时候甚至和一般预期中的诠释方式完全相反：在应该表现得戏剧化的场景，她却用讽刺的方式一笔带过；而沉浸在恋爱中时，她会先装作严肃将对方推远，随后才露出微笑把他拉回来。她不让别人轻易得到自己，一边抛出诱饵，一边又不断躲闪，享受着距离感。
《茶花女》再次为嘉宝赢得了学院奖的提名，但她的下一部作品《征服》（Conquest, 1937）则损失了上百万美金，成为米高梅整个十年中最大的票房惨败。1938年，嘉宝和玛琳·黛德丽、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和许多其他明星一起，在美国独立影院业主协会代表哈利·布兰特（Harry Brandt）发表的文章中被打上了“票房毒药（Box Office Poison）”的标签。
米高梅意识到为了挽救嘉宝的职业生涯，必须改变她的戏路。他们适时地让嘉宝和刘别谦（Ernst Lubitsch）搭档，首次出演了一部喜剧《妮诺契卡》（Ninotchka, 1939）。这是嘉宝有声片时代难得一遇的优秀剧本，甚至说是那个年代最好的喜剧也不为过。《妮诺契卡》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电影形态，作为最早的政治讽刺题材作品之一，已经达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它举重若轻，聪明而不乏深刻，在1939年年末上映之时，二战刚刚打响不久，人们在电影院里迎来了为数不多可以开怀大笑的时刻。
嘉宝的侄孙女回忆说，《妮诺契卡》中嘉宝的角色跟她本人非常接近，风趣幽默，爱开玩笑。嘉宝的表演也第三次收获了学院奖提名。然而，她信任的好友维埃特尔非常反感刘别谦，建议嘉宝不要再和他联系。于是很遗憾的，在《妮诺契卡》让大众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嘉宝之后，尽管刘别谦还想再次跟她合作，却怎么都打不通她的电话。
米高梅急于复制《妮诺契卡》的成功，于是让嘉宝再次搭档梅尔文·道格拉斯出演浪漫喜剧《双面女人》（The Two-Faced Woman, 1941），这是嘉宝最后一部电影，也是公认她职业生涯最差的一部。影片上映适逢珍珠港事件爆发，虽然国内票房收入尚可，但由于二战让米高梅损失了几乎全部海外市场，嘉宝带来的收入也大幅降低。她称这部电影是她的“坟墓”，也意识到自己高昂的薪水对制片厂而言已经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于是自己找到梅耶尔，要求终止合同，她说等战争结束还可以回来重新拍片，其实内心已经动摇，产生了隐退的念头。维埃特尔在1945年说：“葛丽泰急着想要工作，同时又害怕工作。”乔治·库克也说：“许多人都说《双面女人》终结了嘉宝的职业生涯，这样的过度简化非常可笑。它的确打击了嘉宝，但我想真正的原因只是她放弃了。她不想再继续下去。”
人们拒绝接受嘉宝的职业生涯就此告终的结论。她虽然不像几年前那么受欢迎，但依然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对好莱坞非常重要。她仅仅36岁，在镜头前看起来甚至不超过25岁。所有人都在等她回来。
1948年，嘉宝和《瑞典女王》的制片人签下合同，准备拍摄一部改编自巴尔扎克小说《朗热公爵夫人》（La Duchesse de Langeais）的影片，由马克斯·欧弗斯（Max Ophüls）编剧和导演。尽管最终因为资金不足无法启动，嘉宝还是拍摄了一组试镜。这些画面在此后40多年间一直被认定遗失，直到她去世后才重新找到并公开。画面中可以看到嘉宝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状态依然保持得非常好。这是她最后一次出现在电影胶片上。
此后，嘉宝也会接到各种电影和戏剧的邀约，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实现。她不接受任何采访，不发表任何声明，从西海岸搬到纽约独自生活。之后数十年，好莱坞时不时推出一位女明星，称她为下一个嘉宝，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另一个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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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采访中，嘉宝回忆起自己六七岁时就对戏剧产生了兴趣，总是和哥哥姐姐或者附近的小孩一起排演戏剧，晚上则一个人溜到戏院的后台外面，悄悄听着演员们做准备工作和走上舞台的脚步声，鼻子闻到的都是化妆用的油彩味。她说：“没有一种味道对我来说意义如此深刻。一个又一个晚上，我就在那里做着梦，梦想有一天在里面准备上台的人变成了我自己。”
在瑞典皇家戏剧学院时，嘉宝是个古怪的女孩，她最好的朋友是同样古怪的莫娜·马腾森（Mona Mårtenson），莫娜和嘉宝一起出演了《戈斯塔·柏林世家》。她们的另一位好友咪咪·波拉克（Mimi Pollak）则在日后成为了瑞典传奇舞台剧演员，也是瑞典皇家剧院第一位签约女导演，1991年还以87岁高龄出演了《万尼亚舅舅》，她也是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秋日奏鸣曲》（Höstsonaten, 1978）中钢琴教师的扮演者。波拉克在与嘉宝相识60多年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戏剧学院的短暂时光中，三位年轻女演员自成一个小团体，彼此帮助鼓励，互相掩护，反抗着学院的教条，享受着特立独行的快乐。
嘉宝和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一样女性朋友众多，也一样有着男性化的性别认知，小时候就称自己是“古斯塔夫森家的男孩”，成年后也还会用男性称谓指代自己。她在《征服》创作期间给编剧好友维埃特尔写信说：“关于你提过的拿破仑故事，我要问一个有些失礼的问题：我非常想在电影里穿裤子。如果我现在问还来得及的话，也许你能加上一两个我穿裤子表演的桥段？”私下里，嘉宝总是穿着男式的牛津鞋或平底鞋，搭配衬衫，真丝领带和长裤，以黑色、海军蓝和米色为主。她朴素的日常装扮，与电影中角色华丽时尚的形象截然不同。
嘉宝的性别认知也延伸到她对爱情戏的处理中，尤其是她的吻戏非常有趣——她经常处在一般情况下男性所处的较高位置，用向下的角度去亲吻面前的男演员，她会抬起对方的下巴，用手捧住脸，有时还会从开始的弱势位逐渐把支配权夺回来。现在看来，并不会因此觉得她过度强势而失去美感。但在当年，确实女性观众比男性更喜爱嘉宝，她们仰慕她的主动和独立，因为嘉宝从来不是顺从的，也就不可能符合绝大多数男性心目中的完美女性形象。
许多女性都声称和嘉宝有过恋情，其中就包括在和吉尔伯特流言满天飞的时候，突然跳出来的露易丝·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她说自己跟嘉宝短暂交往过，而米高梅之所以大肆炒作吉尔伯特和嘉宝的恋情，只是为了掩盖后者双性恋的事实。
另一位和嘉宝传出过恋情的女性是梅塞德斯·德·阿科斯塔（Mercedes de Acosta）。尽管现在只是偶尔出现在名人八卦里，但在当年的文学和电影界，她都占据着一席之地，也是一位著名的女同性恋者。她在自传中大谈和众多知名女性的情事，但被不少人指责描述夸大或不实。梅塞德斯给自己和嘉宝写下了命中注定般的相遇——1925年夏天在摄影师朋友阿诺德·甘瑟（Arnold Genthe）寄来的照片中看到嘉宝，正是她几个月前在土耳其一见之下就念念不忘的那张脸。怎么看都像杜撰的情节单从时间线而言还是有可能发生的。甘瑟为嘉宝拍照是在1925年7月，而上半年，嘉宝和拉尔斯·汉森确实在土耳其等待斯蒂勒带着资金来开拍一部新片，最终斯蒂勒并没有拿到钱，两人差点连柏林都回不去，还是瑞典大使馆出面买了返程的火车票。
嘉宝与梅塞德斯初次见面实际上是在1931年。当时梅塞德斯来到好莱坞，准备为波拉·尼格丽（Pola Negri）写剧本。她和嘉宝很快成为了好友，嘉宝邀请她去家里共进晚餐，之后她们一起走到海滩上，聊着天看着海面，直到天色慢慢亮起。梅塞德斯很快搬到了嘉宝家附近，两人还一起去小岛旅行，在自传里，梅塞德斯花大量篇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那六个星期的美妙时光，但嘉宝的传记作者普遍认为她们最多只去了两周。梅塞德斯还给嘉宝写过一部名为《绝望》的剧本，其中有她穿着男装逃离警察追捕的桥段，但厄文·萨尔伯格以会影响嘉宝形象为由否决了这个项目。
梅塞德斯承认，她从来都不确定嘉宝是否和她心意相通。1932年，嘉宝逃离好莱坞回到瑞典，梅塞德斯则不断收到玛琳·黛德丽送的玫瑰和康乃馨，与嘉宝的关系随之转淡。以后的岁月里，两人保持着朋友关系，也交换过不少言辞暧昧的信件。嘉宝的遗产管理人目前仅仅公开了她们之间的87封书信，还不到总数的一半，为这段关系的真相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除了约翰·吉尔伯特和利欧波德·斯托考斯基，另一位和嘉宝有过确切恋情的男性是英国双性恋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1932年比顿来到好莱坞，为各种明星拍照，但他最想见的嘉宝却怎么都找不到。他托朋友和米高梅宣传部负责人牵线，给嘉宝留言后得到了一句冷漠无情的回答：“我从没听说过要拍照的事。”
几年之后，两人在一个聚会上相识，并在1947到1948年间正式交往，比顿在日记和书信中都记述了和嘉宝的感情生活，但从写信的频率和经常哀求嘉宝回信的言辞来看，两人对这段感情的投入程度并不对等。
1947到1965年，比顿拍摄了数百张嘉宝的照片，忠实记录下她的日常，这些照片打开了一扇通往嘉宝隐退生活的窗口，能看到截然不同于好莱坞时期宣传照上的嘉宝，她不再是一张冷若冰霜的脸，反而时常露出率性活泼的笑容。六十年代，比顿没有跟嘉宝商量就出版了包含两人恋情细节的日记，此后原本还保持着朋友关系的嘉宝再也没跟他说过话。
Garbo by Cecil Beaton
除去上面说的这些，在嘉宝人生中留下痕迹的人还有很多，恋情的描述虚实难辨，但在所有人的叙述中，嘉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以贯之的。她不愿意轻易交出自己，任何时候都带着强烈的疏离感，愿意接近的时候可以亲密无间，需要自己独处时就一言不发主动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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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宝曾经说过：“我喜欢独处是因为在努力工作之后必须有一定的空间来恢复，才能获得继续下去的动力。我在阅读中得到的快乐比参加派对多得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有一个好的电台可以听，就能在想象中周游世界，那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一个人平静地生活。”
她的愿望在离开好莱坞之后实现了。
很多生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纽约人，都会说起在街头偶遇嘉宝的故事，她经常驻足在商店橱窗前，大多数时候只看不买，有时在画廊和拍卖会出现，也从不与人交谈。至于为什么没有回到瑞典生活，有一种猜测是嘉宝觉得斯德哥尔摩地方太小，人也太少，很难生活在那里而不被认出来。但在一个像纽约这样巨大的城市里，只要想消失，就一定可以做到。
作家查尔斯·布希（Charles Busch）说，和嘉宝一同生活在纽约的感觉，就像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位女神行走在凡人之间，却只有一小部分幸运儿才能看见她。嘉宝晚年的好友萨姆·格林（Sam Green）则说，嘉宝有时候“就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除了偶尔和家人朋友见面，参加艺术品拍卖，她基本没有其他活动，吃穿用度也一律从简。格林认识嘉宝时她已经息影多年，他也从未看过任何嘉宝的电影，直到她去世之后格林才去看了几部，觉得画面上的和他认识的并非同一个人。在他眼中，嘉宝的确相当注意隐私，交际圈也很小，但她并不是事情都独自一个人做，时常会找朋友一起散步或旅行；她为人直爽坦诚，很好相处，也非常幽默，穿着朴素，从不化妆；因此格林第一次走进嘉宝放满珍贵古董和美术品、装潢华丽的公寓时惊讶得目瞪口呆。嘉宝购买艺术品也随心所欲，全看自己喜好，因此她的家人在整理遗物时，既找到了价值百万的名家作品，也有许多根本一文不值。
散步是嘉宝最重要的日常活动。她时常自己一个人或是和朋友一起，在纽约的街上一走就是几个小时。有一个跟踪了嘉宝整整20多年的摄影师泰德·雷森（Ted Leyson）就总是试图在她出门散步时抓拍，他说：“她会走上四五个街区，感觉一下我在不在周围，之后逐渐放松下来，看看橱窗什么的。这个时候我就开始靠近，准备拍摄。（She walks four or five blocks, to feel whether I’m around or not. And then she would start to relax, look at the windows – That’s when I start, moving close for the shot.）” 嘉宝逐渐跟他玩起捉迷藏的游戏，经常随身带着伞或者纸巾，准确挡住镜头的角度或者遮住脸。嘉宝就是如此矛盾，一边拼命隐藏自己，一边每天都在人潮汹涌的城市街道上若无其事地行走。也难怪很多人都称她为“四处闲逛的隐居者（The Hermit about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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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秘密的集合体，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揭开嘉宝的真相。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的说辞太多，追问真假已经失去意义。她几乎从不谈论自己，完全活在他人的印象和妄想之中，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嘉宝很早就意识到，演员这个职业的本质很大程度上在于如何满足公众的期待，而这种期待又往往将演员本人囚禁在他人眼中的形象里。嘉宝坚定地拒绝被如此定义。她想说的话都在电影里说完了，此外便是彻底的沉默。
她在历史中渐渐模糊成一个偶像，一个符号，一张完美的脸，许多人都听过她的名号，看过她的照片，或者知道一两条她的流言八卦，却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再去系统了解她的人生，再去观看她的电影，也几乎没有以她为中心的策展和放映。嘉宝最大的矛盾之处就在于此——她是一个人人都认识的陌生人。
【彩蛋】嘉宝的经典造型
来到好莱坞之后的嘉宝在电影中一直是时尚的引领者。1929年开始直到隐退，嘉宝的戏服全部由米高梅首席服装设计师艾德里安（Adrian）负责，他为嘉宝创造出了经久不衰的银幕形象，许多单品都成为当时女性追捧模仿的宠儿。
《魔女玛塔》中，为了突出Mata Hari的爪哇背景，Adrian设计了异域风情浓郁的戏服和配饰
【下期预告】
下期节目我将开启另一个选题“Almost Famous/Almost Forgotten”，重新将聚光灯转回没能成功或是一度风光如今却乏人问津的电影人和影片。首个话题将暂时离开好莱坞，来到欧洲南端的西班牙，关注一位生活在内战和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导演——洛伦斯·约贝特·格拉西亚（Llorenç Llobet Gràcia）。我在偶然之下了解到这位极具天赋的电影人的故事，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为什么他在唯一一部长片之后再也没有作品问世？如果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他是否有成功的可能？国家和地区的命运又对他的创作产生了何种影响？让我们一起踏进这段深埋于历史尘埃之中的光影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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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收听the talking hours，本期节目的前期调研，素材收集，内容撰写和主持均由我本人负责，剪辑和后期制作由方天宇大力支持。在此向所有鼓励我，为我提出反馈意见和修改方案的朋友致谢。特别感谢顾草草对本播客命名的巨大帮助。
本期和今后其他节目的更多信息，包括使用的音乐和影片素材列表，参考文献以及推荐的阅读和观影清单等等，请访问我的个人网站thesilenthours.com。除了播客之外，在这里，你也可以读到我写的其他电影相关文章。如果对节目有任何意见与建议，或者有特别想听的主题、人物和事件，也欢迎在我各个平台给我留言。
– Fin –
C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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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 “Anna Christie”, 1930, M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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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 “Grand Hotel”, 1932, M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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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 “Grand Hotel”, 1932; “Mata Hari”, 1931; “Ninotchka”, 1939; “Anna Karenina”, 1935; “Inspiration”, 1931, M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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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 Marlene Dietrich in Copenhage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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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 Queen Christina, 1933, M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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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m – Camille, 1936, M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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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 Ted Leyson, 1990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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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lstein, H.J. Strangers in Hollywood: The History of Scandinavian Actors in American Films from 1910 to World War II. Scarecrow Pres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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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ira, Mark A. Greta Garbo: A Cinematic Legacy. Harry N. Abram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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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nson, Karen. Greta Garbo: A Life Apart. Scribn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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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ne, Robert. The Great Garbo. Cooper Square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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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t. David. Greta Garbo: A Divine Star. Biteback Publishin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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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sfield, Scott. Dance, Robert. Garbo, Portraits From Her Private Collection. Rizzoli.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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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es, Roland, translated by Annette Lavers. “The Face of Garbo”, Mythologies. Paladin.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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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rtel, Salka.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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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Acosta, Mercedes. Here Lies the Heart. Reynal & Company.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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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kers, Hugo. Loving Garbo: The Story of Greta Garbo, Cecil Beaton, and Mercedes de Acosta. Pimlico.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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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e, Graham. “Anna Karenina/The Informer”. The Spectator.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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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y of Greta Garbo: As Told By her to Ruth Biery”, Photoplay, Issue April, May, June.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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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archive: the story of how Greta Garbo became a star” https://www.theguardian.com/lifeandstyle/2019/oct/27/from-the-archive-the-story-of-how-greta-garbo-became-a-star-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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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bo: Illusion Was All” by Vincent Canby
https://www.nytimes.com/1990/04/22/arts/film-view-garbo-illusion-was-al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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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ta Garbo’s Pedestrian Side – Everything Not on Film” by Janet Maslin
https://www.nytimes.com/1995/03/14/books/books-of-the-times-garbo-s-pedestrian-side-everything-not-on-fil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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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s Push Garbo Slightly Into View” by Dinitia Smith
https://www.nytimes.com/2000/04/18/arts/letters-push-garbo-slightly-into-view.html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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鷺巢詩郎/野村玲子 – “ティナのテーマ” “セリスのテーマ” “街角の子供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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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山達哉 – “傘のふたり” “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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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Richter – “The End of All Our Expl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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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Davis – Music from the documentary Gar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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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øren Bebe/Anders Mogensen/Kasper Tagel – “Summer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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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谷川智樹 – “メインタイトル（M-10）” “舞踏会絶望篇” “桃色ガブリエル（M-3）” “窓辺の少女（M-23）” “桃色係長（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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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井憲次 – “夜霧” “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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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que Baños – “Lo Hizo Mi Pa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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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 Beck – “Charlie Country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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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ovic Bource – “Comme une rosée de larmes” “Happy 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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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史朗/森俊之 – “Main Theme of Final Fantas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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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克 – “友人A～PianoSolo” “平和な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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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g Hee Chan – “Chalie Chap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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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前暁 – “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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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名林檎 – “幸先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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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石譲 – “ピッコ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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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ram – “Tango para mi padre y Marial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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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dwig van Beethoven – “Piano Sonata No. 8 in C minor, Op. 13 ‘Pathétique’ II. Adagio cantabile”
the silent hou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