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在其诞生的一百多年以来遭遇过各类变革，无论是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还是经济波动都不曾停止对它的冲击，不断改变着电影人创作和观众欣赏的影像的方式。而2020年新冠肺炎的全球性爆发却史无前例地为电影行业带来了迅疾而剧烈的震动。
在经历最初一大批电影节的取消，电影院关停和电影项目制作延期之后，电影行业很快找回了自己的步调，如同在过去一个世纪多时间中一次次做到的那样，它开始了学习、合作与适应的过程。对电影节而言，应对的办法便是登陆在线平台，或者采用线上线下组合的模式与观众见面。但看似简单的这一改变却不如人们预想的那么顺利。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0月和11月，全球范围内就有超过50个电影节展或市场采用在线形式举办。观众面对着日渐饱和的在线影展不知该从何下手进行选择，另一方面，他们对很多仓促举办，仅仅堆叠影片，而没有成功地在网络上保留电影节精神的做法感到失望。毕竟，许多电影节最迷人的地方往往不是电影本身。
多如繁星又大同小异的在线影展当中，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声音。
2020年5月，波代诺内无声电影节（Le Giornate del Cinema Muto）宣布，将在世界各地的资料馆协力之下，首次采用线上形式举办限定影展——不仅2020年原定的选片全部推迟到2021年，新策划的影片数目仅是往年的一成不到。和许多影展尽全力保持节目与实地影展无异的做法大相径庭，波代诺内似乎有着自己的考量。在媒体发布中，影展团队保证，即使采用在线模式，电影节依然会呈现“丰富而令人收获颇丰的展映节目”。
而他们以11场放映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让人眼前一亮的选片，高水平的配乐和精心撰写的手册文章当然不会少；往届的经典活动——新书发布和配乐大师班也以直播的形式惊喜出现，每场放映还安排了连实地影展都没有的映后对谈，一小时的长度也保证了足够的信息量；艺术总监亲自出场录制了多个小视频，走过波代诺内城中的大街小巷，电影节宾客最爱出没的酒吧也有出镜；甚至开场小动画的配乐都有配乐师主动要求作曲，且每场都不相同……波代诺内是为数不多真正做到设身处为观众考虑，并将电影节的精髓融入在线形式之中的电影节。从前习以为常或会心一笑的细节一一重现，让人不禁好奇，这样一届别出心裁的默片在线影展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10月11日电影节闭幕后，我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总监Jay Weissberg先生，与他就这一届小而精的在线影展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深入对谈。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在线影展决定的原因，选片和节目编排的理念，各类活动的设计，在线形式及其对未来默片呈现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预告了原本应在2020年上演，如今推迟到2021年的精彩策划。他思考的深入和全面令人敬佩，无论是观众还是电影节组织者，读到之后想必都能收获许多。
在对所有人而言仍然十分艰难的此刻，正是因为电影依然存在，因为有这样珍重电影和观众的影展存在，我们对抵达未来的渴望，或许也会更强大，更坚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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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yang Zou（后简称AZ）： 上个周末，这届非常特别的波代诺内无声电影节圆满结束了，现在你的感觉如何？
Jay Weissberg（后简称JW）：我感觉非常满意，到现在还惊讶于它进行得如此顺利。因为直到开始之前，我都对最终电影节能做成什么样没有把握。我真的很不擅长预先在脑海中设想这些事情。当时我心里有很多忐忑，不知道在线平台能不能流畅播放，不知道观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而电影节开始之后我收到许多正面反馈的邮件，这才稍微松了口气，所有事情都能顺利完成很让人高兴。
对我来说，最大的满足感来源于人们都在对我说，这届线上影展成功地保留了往届实地影展带给参与者的那种温暖的氛围，和一家人般的亲切感。听到我们能在一场线上影展中实现这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AZ: 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一切都非常顺畅。而且我很开心的是，今年可以和妈妈一起分享所有的电影。事实上她比我还积极，每天早上我一起床，她就会追着我问：“我们今天什么时候开始看默片？”我们也会在影片结束之后讨论很多。她非常喜欢今年的片子。
JW: （笑）听你这么说我非常高兴。我也很好奇，你妈妈会怎么看Gabriel Thibaudeau今年给中国电影《国风》（1935）做的配乐？
AZ: 我们在看完电影后讨论过这部配乐，尤其是听到Gabriel在映后讨论中说到他是在没有字幕的情况下看片和录制配乐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于他对于一部来自相距较远文化的影片理解是如此深刻，尤其这部电影涉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还相当复杂。他在绝大多数场景中都用极简的策略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和事件的状态，这点非常难能可贵。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更好的地方，那就是在一些大段的对话部分，有时音乐会和画面中人物的准确情绪有出入。但在限制这么大的情况下，这已经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配乐了。
JW: 上世纪90年代波代诺内曾经放映过这部电影（注：1995和1997年，波代诺内曾经举办过两次大规模的中国默片回顾展，放映了超过30部影片，《国风》曾在1997年展映）。我以为会有字幕文件留下来，但我完全忘记了当时是由口译员通过耳机现场传译字幕卡的，没有任何书面记录。我想大概在十多年前，《国风》也曾经发行过附带英语字幕的DVD，我在网上努力寻找了一番，但早就已经绝版了，在一些收藏品网站上也已经到了几百上千美金的高价，于是只能作罢。我对音乐家感到很抱歉，但我同意你的说法，在困难不小的情况下，他的配乐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准。
《国风》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好评。我们和中国电影资料馆从最开始就合作得非常愉快，我也希望能将这样的关系持续下去。海外的观众对中国默片非常好奇，迫切希望能看到更多。因此中国电影资料馆对我们的支持至关重要。
AZ: 很多中国观众对波代诺内无声电影节并不非常熟悉，不妨借此机会请你介绍一下电影节的历史。
JW: 波代诺内无声电影节是意大利东北部地区弗留利（Friuli）的一群有识之士的智慧结晶。1976年，弗留利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整个地区损失惨重。当时有很多关于如何重振这个地区的讨论，文化也是其中关注的重点。弗留利电影资料馆（Cineteca di Friuli）应运而生，之后是默片节。资料馆和波代诺内市内一家独立收藏和放映机构CinemaZero的相关人士一起策划了首届波代诺内无声电影节，这些都发生在39年前。起初电影节规模非常小，放映的基本是16毫米胶片拷贝。他们希望借由电影节来重新唤起对默片研究的重视，甚至这里用“重新”都不太恰当，因为当时默片研究仍然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另一个关注点是，他们希望为默片放映配上最恰如其分的音乐，因此直到现在配乐都是波代诺内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随着时间流逝，电影节规模越来越大，也有更多人了解到了它。
创办电影节幕后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前的默片研究中有着非常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研究者几乎都在关注某一个国家的默片。而波代诺内创始人们的想法则是，我们要更多地让自己去理解默片时代的广度而不是仅仅聚焦于自己国家的电影或者美国电影。因为美国电影直到今天依然是默片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庞大体系。我也必须承认，现在每当有人问我是不是会放映某些电影，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问美国电影、美国导演和美国明星。因此仍然有着一种隐约的压力在，导致人们会推拒很多了解范围之外的东西，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在策划节目的时候总是会刻意避免安排过多美国电影，尽管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AZ: 你是如何了解到这个电影节并在几年前成为艺术总监的？
JW: 我第一次听说波代诺内无声电影节是在1987年，当时我还很年轻，就想着一定要来看看。那段时间我住在伦敦，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行，至今我还因为错过了这次机会而痛恨自己。之后的十几年我搬回美国生活，就更加难以前往波代诺内了。直到2001年我搬到罗马之后才终于第一次来到了这里。
至于我是如何参与到电影节之中，就像很多其他事情一样，主要看你认识什么人。我有一位好友经常来波代诺内，她从前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策展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她将我介绍给了周围的人，包括当时电影节的总监David Robinson，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随后几年，David几度邀请我为默片节策展。我做的第一个节目是关于默片中的英国侦探，比如歇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和甚至比他更早的侦探。他们的影响不仅限于英国和美国默片，还来到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地。我希望通过这个策划来探讨英国侦探的特点，他们的偶像地位，延续至今的影响力，并和其他文化中的侦探形象进行对比。不仅仅是福尔摩斯，还有马普尔小姐（Miss Marple）等等，现在我们也能看到英国侦探在世界各地银幕上活跃的身影。能有机会做这样一个策划非常有趣。最后当David决定退休时，他对电影节的理事会建议由我来接手，这让我非常惊喜和荣幸。
AZ: 我在往届的手册中读到过你策划的英国侦探节目，一直都非常希望能有机会看到其中的电影。对于像我这样默片和推理文学的双重爱好者而言实在是非常有吸引力。
JW: 确实，如果能有机会再次关注一下这个主题对我而言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从我策划的时候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有了更多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电影被发现和修复，所以现在这个话题范畴内可供选择的影片大大增加了，这让我非常欣慰。顺便提一句，我最喜欢的一部是《名犬福尔摩斯》（A Canine Sherlock Holmes, 1912）讲了一只侦探小狗的故事，你有机会一定要看看！
AZ: 一定！说到这个，默片中的狗一直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今年的节目中也有两只小狗令人印象深刻。
JW: 《彭罗德与山姆》（Penrod and Sam, 1923）里的Cameo真的非常棒。
AZ: 虽然它们最后的结局都很悲惨。
JW: 是啊。我现在还时不时回想起《彭罗德与山姆》这部片，原著小说里完全没有狗遭遇车祸这个情节。书里的狗从一开始就年纪很大，但并没有死去。而电影的一个重点在于为彭罗德赋予更多人性。我记得读书时我对这个孩子意见很大。这个改编显然非常成功，因为1931年的再次改编也保留了狗的这个情节，尽管编剧并非同一个人，但很显然，相比回到原来的小说，主要参考对象变成了1923年的电影 ，编剧受这部电影的影响很深。
AZ: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是彭罗德掏出口袋里所有的零钱，对买下荒地的富人说：“我只有这么点钱，但能不能至少让我买下它长眠的这一小块地呢？”真是非常令人心碎的一个场景。
JW: 是的！这个场景非常美，让你能够对他产生强烈的共情。包括他把小狗埋葬在从卧室窗口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而因为地被卖掉他甚至无法走到坟墓边去，这些情节都让人想要流泪。
AZ: 既然说到今年的影片，我们来谈谈发生在2020这个特殊年份的电影节吧。在你成为艺术总监的这几年中，今年想必非常特别。波代诺内将以在线的形式与观众见面是在5月底公布的。这个决定是如何做出的？对你来说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吗？
JW: 我原本还想更早公布。其实在4月，我内心就已经有预感，今年的电影节不可能实地举办了。我们都对疫情接下来如何发展没有确切的概念，疫苗研发需要的时间也非常长。我实在想不出要怎么才能安全地举办一届实地电影节。当时我也在做一些研究，关于1918年的流行病对电影院的影响（注：他的研究最后成文于电影节官网站的艺术总监博客LA GATTA MUTA中，已得到授权翻译为中文，日后刊出），我不断自问，10月我们能在电影院举办影展吗？而即便可以，我们是否愿意这么做？对我来说，波代诺内无声电影节的美好之处就在于它是一场国际性的活动，而创办这样一个让许许多多人投入心血，异常重视的活动，是一件大事。他们每年都在日历上标出时间，围绕电影节来安排假期，设想一下，如果一年你只有两周假期，却决定花其中十天来波代诺内，这是一个人可支配时间中很大的一块。我们必须要对如此忠实的观众表示出诚意。我们不能举办一场他们无法参加的电影节。从一开始这在我心里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考量——如果我们要办电影节，那就必须是所有人只要想参加都能参加的电影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是背叛了观众对我们的信任。
尽管我不同意举办实地影展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有，但做出线上影展这个决定绝非易事。那时我也很难想象一个在线默片影展究竟意味着什么，看起来会是什么样。
AZ: 最终影片数量是如何敲定的？相比往年，今年的展映规模缩减了90%以上。
JW: 我也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人们现在有工作，并且有条件工作的话，他们不太可能减少工作时间来看一场在线的影展。这也就意味着展映片目需要大幅度减少，而且每部片可供观看的时间需要保留至少24小时，以便身处世界各个时区的观众都有机会看到。我们最后决定周一至周五每天放映一部电影或一组影片，前后两个周末每天两组影片。
当下的在线影展事实上处于完全饱和的状态，观众根本挑不过来。我自己也感觉到现在要决定看什么比从前更加困难，这也让我确信今年我们必须做一届真正限定性的放映，大幅度压缩影展的规模。
AZ: 不得不说，尽管数量减少，但每一场放映都达到了完全不输现场的效果。甚至往年的经典活动，例如配乐大师班和新书发布等等，都在线上影展中有所体现，这让我感觉非常亲切。
JW: 影展理事会非常明智地建议说我们依然要保留波代诺内往年展映之外的活动，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节种地位非常重要的配乐大师班、新书发布会这些活动也在线上举办了，甚至Collegium也是（注：Collegium是波代诺内无声电影节针对30岁以下青年观众的特别企划）。一开始我是反对在线举办这个项目的。因为每一天白天在影院和晚上散场之后，Collegium所有参与者能够聚在同一个地点一起讨论电影，让这种经历变得尤为珍贵和独特。如果采用在线的形式，协调来自世界各地参与者的时间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也让邀请学者和资料馆研究院参与讨论更加困难。我不断重新思考Collegium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最终很庆幸我们还是选择了举办，最终的讨论让所有人都非常满意。
我们还在每场放映之后增设了映后对谈，因为是现场直播，观众可以通过聊天功能实时提问，这大大提高了参与感。往年的实地影展中没有这样的环节，我们既没有映后问答，除了一两场放映之外，绝大多数影片也没有开场介绍。公开讨论电影仅有途径只有新书发布会和Collegium。决定在线举办之后，我们开始重新思考该怎么让观众参与其中，我想映后对谈是正确的做法。
AZ: 我在映后对谈当中收获很多，尤其是邀请音乐家参与的决定非常明智。如果是在现场，除非单独询问，一般很少有机会听到音乐家对电影的见解。我想这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因为音乐家在准备过程中往往会自己做很多功课，对电影有深刻的理解。
JW: 你说得很对，邀请音乐家参与到讨论之中是我一直以来都想做的事。因为他们本来有着渊博的默片知识，不仅限于音乐方面。映后对谈中最难的事实际上是让嘉宾自己形成一个讨论的氛围，而不是我分别向每个人提问。
AZ: 除此之外，我非常喜欢每部片开场由你出镜的简短介绍影片，每一部都在波代诺内城中我们熟悉的地点，实在是让人非常怀念。
JW: （笑）你这么说真是太好了。尽管变成了在线影展，我们也希望大家能记得这个影展仍然存在于一座城市当中。我们也希望向多年以来一直支持电影节的波代诺内市民和市政府表达感谢。临近电影节开幕那段时间，很多人给我发来讯息，说他们有多么怀念来到这里，怀念流连Bar Posta和去某间餐厅吃饭的日子。我们意识到在影片之外也需要更多关注到这些，所以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应该选择哪些地点，每个镜头应该怎样处理。事实上我本来还准备选一些餐厅拍摄，但有人建议我不要这么做，对没有参与的餐厅会显得不公平。最后我说，Bar Posta必须要拍，因为它在电影节中的地位太过重要 。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非常好，不但给了无法来到现场的观众一个对这座城市的初步印象，而且正像你所说的，怀念的感觉也让所有人对明年回到这里更加期待了。
AZ: 我们来具体谈谈今年的选片。我记得你从前跟我提到过波代诺内和世界各地资料馆的合作模式：有时你会主动去某些资料馆进行调研，有时候他们会向你提议放映某些影片。但由于现在处于疫情中的大部分资料馆都还没有完全复工，而预定的影片修复计划更是大规模暂停或延迟。今年的波代诺内在选片方面总体思路是什么？又是如何和各家资料馆配合的？
JW: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说的是，2020年实地影展原定的节目在今年年初就已经策划完毕了。当时的进度是：我知道想要的影片，资料馆也得到了我们的需求信息。但决定改为线上影展后，原定放映的影片全部取消了。因为原定展映几乎都是主题策展，我知道在线上影展里很难去做主题策划，一方面是整个电影节的体量变得非常小，另一方面许多选中的影片还没有进行数字化，也没有修复，或者修复工作正进行到一半。在实地影展中，我们会尽可能安排35毫米胶片放映，数量远远超过数字拷贝。但今年，原定的策划绝对无法实施。所以我决定将原本2020年的展映计划推迟到2021年，并从头开始为线上影展选片。
接下来就是跟各地资料馆联系，询问他们有哪些新近数字化的影片可供放映。目前这个时期，几乎没有资料馆还在继续数字化馆藏的工作，有的资料馆甚至完全关闭了，没有人回复我的询问。所以我不得不问自己：我希望看到什么样的节目？电影节的观众希望看到什么样的节目？我构思的框架是，我想呈现一届依然能代表默片时代丰富多样性的影展，因为我确信通过线上影展的形式能吸引到新观众。
于是挑战就变成了：我们如何保持忠实多年观众的兴趣，同样也让新观众感到兴奋？这也就是为什么“奇妙的比沃格拉夫（The Brilliant Biograph）”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因为1897-1902年的电影大多数人此前从未看到过，尤其它们都经过修复，以极为出色的状态呈现出来。1935年的《国风》也是绝佳的选择，因为它让人看到默片不为人知的一面。我希望放映的影片来自尽可能多的国家。当然我也必须放映美国电影，因为它们更有名。我想要片单中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塞西尔•B•戴米尔（Cecil B. DeMille），帕布斯特（G. W. Pabst），碧克馥（Mary Pickford），早川雪洲（Sessue Hayakawa），劳莱与哈台（Laurel and Hardy），同时也介绍一些不那么知名的人物，比如卡罗•坎波加利亚尼（Carlo Campogalliani）的《颅中风暴》（La tempesta in un cranio, 1921）——它也是我们需要的意大利电影，因为我们身处这里；再比如《雅典街头匪帮》（The Apaches of Athens, 1930），几乎没有人对希腊默片有所了解，所以放映这部非常有必要，拷贝还自带预录的管弦配乐，对于电影节的传统的周三管弦乐配乐场来说是一个完美的选择。
最终，我很遗憾没有能放映一部拉美作品，对我来说就像是片单上有了一个黑洞。拉美默片本来也很难获取，只有极少数修复过，资料馆很多时候不知道馆藏中有什么，许多作品都没有数字化。我希望未来有一天能亲自去拜访那里的资料馆，了解一下馆藏状况。这些就是我在选片时的一部分考虑，希望能包罗万象：喜剧，剧情，短片，纪录影像……给观众一个默片时代的整体印象。
今年唯一一个主题策划是电影节的第一个节目“旅行的渴望（The Urge to Travel）”，一方面是出于我自己非常渴望出门旅行的感受，相比世界上许多人都是如此。所以我向一些资料馆询问有没有已经数字化的影片，能让人一看就想立刻走出家门，去到片中的地点。他们给我提供了绝妙的选择，最终我选出了1小时不到的短片组合，它们时间跨度很广，从1911到1939都有；长度也正好，因为一下子放太多观众会感到无聊。影片混合的质感也让我能够做更多文章，比如警示不要过于沉湎怀旧情绪的意大利短片（因为墨索里尼的画像出现在结尾），质询东方主义的开罗短片——这部电影染色也非常华丽，同样给了观众机会去欣赏早期电影中丰富的色彩，很多人可能都意想不到，例如描述圣约翰激流（St. John’s Rapids）的影片中，有一处用令人屏息的紫罗兰染色来表现傍晚时分。
AZ: 这个旅行主题展映也是这届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我觉得它真的讲出了大家的心声，尤其现在我们都被困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难免感到沮丧和焦虑；而即使有条件身处旅行中的人也大多感到远超以往的不便。有了现代化便利的我们早就认为旅行理所当然，但此刻我们与生活在默片年代的人何其相似。
JW: 我们的确已经认为国际旅行是一种默认可行的事情，而将其视作理所当然。我在策划这个节目时也想要指出这一点。同时我也希望涉及的地方是许多人都去过，或者通过种种途径熟知的地方，比如伦敦和纽约。因为我们对旅行的渴望不仅在于踏足未曾去过的远方，同样也在于一次次回到我们深爱和知之甚详的城市和街道。还有那些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地点，比如圣约翰激流，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现在它因为建造水库已经被淹没，未来也不可能再出现在影像之外的现实中。
AZ: 我非常喜欢讲述1911年纽约的短片，不但拷贝状态非常好，而且画面中呈现出来的生活气息和城市与人物的律动节奏实在是非常令人神往。
JW: 是的。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地方还有摄影机的位置——从开始在船上，随后移动到码头，再逐步进入城市中心，这种方式捕捉到了一种运动的兴奋感。
AZ: 而在用相框来呈现的伦敦短片中，尽管拷贝损毁非常严重，还是有好几个镜头美得令人惊叹。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一个雨夜的画面，里面有一排街灯，很难想象如果拷贝状态良好，那一处的染色和光影会有多么美。
JW: 它的胶片损坏确实非常严重，有大量过度曝光的情况和一些霉斑，但挪威资料馆花了非常大的努力去修复它，修复效果也很出色。这是一部很美的电影，有朝一日如果能看到完美的版本当然更好，但损坏的情形同样加深了我们的怀旧情绪；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从来都不是清晰的，而是像透过记忆的朦胧去窥看。所以说，这部影片在这个象征的层面上，也是有意义的。
AZ: 音乐一直以来都是波代诺内非常重视的一环。今年的在线影展中，我们仍然欣赏到了来自长期合作的顶级音乐家们的精彩配乐，但并不同于通常的现场配乐形式。预先录制一定让音乐家和电影节的准备流程都和往年不一样吧？
JW: 关于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方式来呈现配乐，我们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其他一些默片在线放映中，有一种做法是将屏幕分成两部分，在一个视窗里放映电影，右下角的小框里可以看到配乐师的手在钢琴键盘上来回移动。我觉得这样做也会很有趣，但是否真的有必要呢？因为通常在波代诺内观众是看不到音乐家的，他们都坐在舞台下的池座里。我们最终觉得，既然总体思路还是要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复制波代诺内实地影展的体验，那么把音乐家的手拍出来只会让观众分心。强调音乐家的存在并让他们和观众产生联系也有别的办法，就像我们现在做的这样，在每场放映开始前介绍他们，再请他们加入映后讨论。
电影节准备过程中，我们给音乐家发送了高清预览影片，由他们自己录制音轨。有些音乐家自己家里有录音设备，他们就自己在家录，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会在当地找一个录音室。有几位对手头能够使用的乐器不是很满意，但最终配乐的效果依然出色。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他们都会看很多次影片，却没有人真正把配乐写出来。事后他们都对我说，通常如果他们要录音的话，都会花费大量精力把配乐落到纸面。而这次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成了波代诺内体验重现的一部分，毕竟现场大多数表演也是即兴的。就我所知肯定被写下来的配乐来自荷兰的音乐家Daan van den Hurk，他主动要求为每次放映前的开场动画创作了11种不同的配乐，电影节结束之后，他还在乐谱上为当场表演的音乐家一一写了献词，然后寄送给了他们每个人。我听说之后感动得都快哭了。
在音乐家们录好音轨之后，会将文件发给弗留利电影资料馆，由那里的技术人员负责后期和同步，之后发送到展映平台。
AZ: 我在映后对谈中注意到很有意思的一点，有时候音乐家会说在家里录音的时候，感觉这里或那里不满意，所以录了三次四次。而实际听到的时候，又觉得和在现场听到的类似，即兴感很强。
JW: 我同意，我也非常喜欢这一点。他们的配乐有着强烈的自发性，非常真实，就如同在现场即兴演奏一样。一方面思虑周详，计划缜密，同时又非常自由。这正是他们音乐的魅力所在。
AZ: 今年的配乐大师班有很多不同的形式——Donald Sosin带来了非常接近实地影展的现场教学，还有好几位音乐家的集体讨论，也有像Neil Brand和Gabriel Thibaudeau那样更接近于讲座的形式。音乐家们是自己决定用什么形式，还是你也会建议他们可以做一些和以往不同的尝试？
JW: 都是音乐家自己提议的。我对他们说，你们在这一个小时中用自己感觉最合适的方式就可以。Donald讲课需要有一个特定的“学生”在，可以在实践中尝试配乐的多种可能，最后拍摄效果也非常成功。Neil和Gabriel比较希望单纯用讲演的方式，我对他们建议选一个主题来配合想呈现的东西。其他音乐家有的不是很喜欢录制这种方式，也有人说不知道该讲什么话题。所以我就说，不如来个集体讨论吧。我们还考虑过让全体音乐家一起参与讨论，但因为人数实在太多，怕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发言，最后就决定分组。再来是考虑讨论的主题，Stephen Horne向我提议说可以谈谈同时演奏多种乐器的体验，所以很简单，这组就是他和Günther和Frank三个人。最后只剩下一个时间段，就给了其他5位音乐家。我不想再自己主持这个讨论了，因为我已经有了自己出场过多的自觉，电影节不应该是我个人的表演。所以我让他们自己掌握。最后John Sweeney担任主持，非常好地把所有人凝聚到了一起。我们看到一种既是同事也是朋友之间的对话氛围，很令人感动。
AZ: 或许来年举办实地影展的时候也可以引入多种形式，我觉得集体讨论就非常有意思。把这些活动在网络上直播也不错。
JW: 我们其实也在讨论未来怎么保留电影节的线上部分。如果我们恢复实地举办——我相信一定可以的——而就这么放弃通过这届线上影展积累起来的那些无法去到波代诺内现场的新观众，会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所以问题就在于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内容？我不确定是否能够每天上线一部电影进行播放，我们仍然在研究可行性，也考虑了怎么设计配乐大师班和新书发布，这些活动都是可以放到线上的。
AZ: 我读了电影节最新的媒体发布，这届在线影展的各项数据都很出色。你之前 也提到通过在线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到了波代诺内，能具体谈谈这些新观众的情况吗？
JW: 参与度确实提升了很多。实现这一点的原因不仅是在线的形式，还有基础版通票低廉的价格，9.9欧元让所有人（包括学生）都能很轻易地来参与影展。我们想吸引那些觉得自己可能有点喜欢默片，但并不是特别了解的观众，他们想尝试，但不一定愿意从头看到尾。博洛尼亚探佚影展（Il Cinema Ritrovato）的在线通票是50欧元，选择更多，但也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会让购票者有比较大的压力去看更多。如果只花9.9欧元就可以看到全部电影节的展映和活动，会让人觉得哪怕只看一部，也就是平时看场电影的钱，没有什么损失。而大部分情况下，看完一部之后，观众都会觉得受到吸引，希望看更多。
也有教授将观看默片节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所以突然有了一整个大学的班级在看，而且让我开心的是，看完之后，他们一定会就这些影片进行讨论。电影节通常在十月开学之后，所以很多大学教授都对我说，他们梦想着要来，虽然现在不行，等到退休之后就可以每年都来了。我每次听到这些话都很伤心，更不希望只有退休之后的人才能来参加电影节。我们想要各个年龄层，尤其是更年轻的观众参与进来。所以我真的非常高兴今年能吸引到更多也更年轻的观众。我听说社交媒体上的关注度和互动是史上最高的一届。改变是我们的必修课，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说，电影节应该成为一位大使，去消解介于默片和有声片之间的高墙。既然我们谈论电影，那就应该去了解电影的各种面貌。实地影展的一个优势就是完全的沉浸。只有沉浸其中，才能真正理解那个时代的多元化。在线影展中暂时还无法实现。所以我们想，那就先尽可能让更多人接触到，并且以更直接、更简易的方式去接触。我想在这点上我们成功了。
AZ: 从更广义的层面来看，波代诺内作为默片界最重要的电影节，你认为线上影展的选择会不会对未来默片的修复和展映产生某种影响？
JW: 这不好说。我很希望它能产生一些积极影响。我希望一些不会将太多资源花在修复和保存默片的资料馆，在看到我们的举措获得成功之后会明白：这是正确的做法，可以花更多的钱在默片上。但或许我还是太现实了，觉得这发生的概率不大。我相信未来在看到有多少机构不愿将资金花在默片遗产的保护上时，我们依然会感到沮丧。丹麦电影学院是一个例外，他们获得了一大笔资助去将所有馆藏的丹麦默片数字化。我不知道这届在线影展能怎样改变现状，我所期望的是，也许这能帮助人们打开眼界，去认识到为何他们应该对此感兴趣。但在各个机构的层面，我不确定它能做些什么，很遗憾。
AZ:明年就是波代诺内无声电影节40周年了，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电影节有哪些看点？
JW: 当然可以。主要的回顾单元是关于一个名叫鲁里坦尼亚（Ruritania ）的虚构王国，它是一个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虚构国度，由作家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在小说《罗宫秘史》（The Prisoner of Zenda）中首先创作出来，之后在一系列类似的小说中延续了下去。一直以来人们都觉得这个题材无足轻重，也从来没有人策划过一个电影中的鲁里坦尼亚王国的回顾展。
我对这个主题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在学术层面上，它探讨的是近在咫尺的“他者”——因为在欧洲，巴尔干人一直被视为粗野原始的族群，英语中有一个词“Balkanization”，意思是分裂割据，长期处于战乱的状态，而事实上他们正是我们的邻居，也是欧洲的一部分。所以是什么驱使人们将大量故事放置在这样一个神秘王国的背景中？后面逻辑非常奇妙，值得探究。它就我们与“他者”的关系阐述了些什么？在我们认知与邻居的关系上有什么意义？这些故事中还倾向于包含日耳曼元素，这又说明了什么？比如说可以去联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陆帝国的衰落，比如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沙皇俄国…… 而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又有点将它们看作美国文学和电影，但没人意识到这个主题实际上有着国际影响力。我刚开始做调研的时候，找到了来自瑞典、丹麦、西班牙、匈牙利、法国、英国、德国……各个地方的电影，他们都在拍摄鲁里坦尼亚电影。仅意大利一个国家，我就找到了超过60部这一主题范畴内的长片，背景都在巴尔干半岛的虚构王国，成片于1912和 1925年之间。到目前为止从未有人将它们放在一起考虑，没有人认为这也是一个题材，它事实上就是一个题材，其中包含了正剧、戏剧和戏仿等等不同形式的作品。比如说斯坦•劳莱（Stan Laurel）就曾经拍摄过一部名为《哼哈伯爵》（Rupert of Hee Haw, 1924），戏仿了安东尼•霍普《罗宫秘史》的续作《亨佐的鲁伯特伯爵》（Rupert of Hentzau）。波代诺内将有史以来第一次策划一次国际性的回顾展，去关注这些影片，去探讨为何这个主题在当年如此具有生命力。而经过了今年这段艰难时期，如果能一起花时间漫游一个幻想国度是再好不过了，而且这些故事通常都是大团圆结局。
我们另外一个主题策划是连续两年展映的第一部分，关于美国的女性编剧。这是一个宽泛的话题，在过去15年中，有很多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我感觉做一些这方面的节目正是时候。其他单元还有韩国默片，这是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领域，我对此非常兴奋，我们会展映几部长片，也有游记短片。另一个系列影展致敬艾伦•里希特（Ellen Richter），她是从1910年代后半到1920年代活跃在德国的演员和制片人，当时非常受欢迎，尤其是她的冒险影片，但现在却完全被遗忘了。两位德国研究者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去寻找她存留下来的电影。我非常期待这个策划，因为这意味着寻回一个曾在自己生活的年代广为人知，但随着时间流逝无人问津的电影人。一方面，“为什么？”永远是我们需要去问的问题；另一方面，她又会以何种方式与同年代的其他导演和演员产生关联也非常值得研究。这就是我们计划中的一部分展映节目。
明年是电影节40周年，所以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主要是交响乐配乐的重点影片放映，我们还在商讨具体的方案。我感觉有一点沮丧，因为所有这些都是早已经为2020年计划好的，我也想好了2021年的其他节目，很遗憾现在都必须往后顺延。但对电影节来说，重要的是向前看，现在我已经在考虑2023年的影片了。
AZ: 放眼未来永远是令人振奋的。希望疫情能够尽快稳定下来，国际旅行也能尽快恢复正常。
JW: 现在所有人都处在这种困境当中，很容易对现状感到厌倦，然后产生“管他呢，我就是要四处旅行”的念头，但显然这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我不断提醒自己：这只是一年，只是一年而已。我真心希望疫情的困扰只是这一年或一年半时间。我们一定可以忍耐过去的。
AZ: 在疫情之中，不仅波代诺内电影节的形式发生了变化。电影节的官网也有了很多新增的内容，比如你开始写艺术总监博客，还有了在线放映的模块。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新举措？
JW: The Silent Stream是我们设计出来帮助增强疫情期间以及未来电影节的群体粘性的另一个举措。我们选择了一些曾在波代诺内放映过的电影，都附带非常好的配乐，我们把影片免费放在网站上供大家观看。计划是每两到三个月更换一部电影。现在已经放过的有《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 1922）配了完整的交响配乐，还有《新巴比伦》（The New Babylon, 1929），我们很快还要上线另一部，希望未来这能够成为网站的固定板块。保持全年有计划的常规放映非常重要，因为你不希望大家只在电影节开幕前一个月何电影节期间才去看网站，剩下的11个月都懒得看一眼。时刻保证网站有新内容产出非常有益。
我开始写博客，一部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封城期间，我发现自己很难静下心来，于是开始寻找能够花费精力去做的事情。我们所有人，只要是做过某种形式的调研，尤其是在读从前的电影期刊，寻找某个主题时总会不可避免地读到其他故事，发现之后你会想“哦，我之前都不知道这个”，也许会做个记号，想着未来有一天再来看，但这通常都不会发生，最后就把它忘记了。我想，如果能有一个地方来存放这些故事就好了，我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更深入钻研一些大多数人可能觉得不太值得，或者没有时间去深究的问题。而在我行动起来之后，我发现我探讨的每一个主题都值得好好写一篇文章。如果研究得够透彻，如果了解到足够的背景，聚焦关键的内容，它们都是绝佳的故事，有机会重新讲述这些故事非常有趣。我写的一篇是关于雷·拜格利（Ray Bagley），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他，他的家人全都去世了，能写他的故事让我感觉很好，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重新赋予了他生命。这样的书写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过去，而过去实际上离我们比想象中更近。前几天我跟一群学生谈到，每个社会都是如此迷恋着另一个社会。在各个层面上，每一个国家都有“他者”的存在，无论是在于内部还是在边境之外。我们同样会产生一种来自过去的人也是“他者”的感觉，但他们并不是。他们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一部分，站在我们的左右，而非仅仅被留在身后。这个博客让我能有机会去传达我所强烈感受到的东西。
AZ: 是的，捡拾碎片并从其中看到一个宇宙的感觉真的很好，我一直都很喜欢读你的文章。很难想象我们上一次见面还是今年二月的柏林电影节，感觉像是好几个世纪前的事情了。我记得在柏林进入封城状态之前，最后一次去电影院看的是一场刘别谦（Ernst Lubitsch）的默片。之后过了近5个月没有电影院的生活。
JW: 真的很难想象上一次去参加的电影节就是二月的柏林了。我从三月初到八月都没有去过电影院。而在电影院恢复营业之后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威尼斯电影节的媒体提前场，那是一部要命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录片。我当时就想：“真的吗？就没什么更开心的片子能让我看了吗？这就是我等了好几个月进电影院之后看的第一部片？！”当时把我气坏了。你在封城结束之后去电影院看的第一部片是什么？
AZ: 我看的是朱莉•达许（Julie Dash）的《大地的女儿》（Daughters of Dust, 1991），细腻优雅的女性视角非常动人，修复版也做得很好。
JW: 哇，你太幸运了！我记得这部片上映时我去看过，当时就很喜欢。
AZ: 非常开心今天能有机会请你跟我分享这一届特别的波代诺内线上电影节的话题。希望明年一切都会结束，我们能再次回到Verdi剧院。
JW: 也谢谢你。我们波代诺内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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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 Weissberg出生于纽约，目前定居意大利罗马，于2015年起担任波代诺内无声电影节主席。2003年，他成为《综艺》（Variety）杂志影评人，此后一直负责欧洲、中东/北非和拉丁美洲电影节的报导。他在当代电影方面，尤其是罗马尼亚和阿拉伯电影的评论文章还可见于《视与听》（Sight & Sound）和《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等媒体以及各大电影节的官方手册。他在默片领域同样著作颇丰，也是Ottoman Film Project的联合策展人，该项目致力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电影的鉴别、编集和放映工作。他也曾受邀在鹿特丹、柏林、开罗、洛迦诺、阿布扎比和墨尔本等地的电影节上担任电影节评委、专题讨论嘉宾、电影人对谈主持，或青年影评人导师。
the silent hou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