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代诺内无声电影节（Le Giornate del Cinema Muto）与其他默片节或修复影展区别最大的地方有两处：一是对配乐和音乐家毫不吝惜的赞美和推崇，二是对年轻观众多年如一日的重视和培育。十几年前，波代诺内就推出了一项专门针对30岁以下广义“电影学习者”的企划——Collegium，为每届最多12名成员提供前往波代诺内参加电影节，与活跃在全世界默片研究、保存和修复一线的众多学者和研究人员近距离交流的机会。这项企划旨在吸引有兴趣的年轻人发现默片，并为他们进入默片欣赏与研究这个在过去30年间逐渐成型的社群提供渠道和协助。
Collegium来源于拉丁语，指的是一种每位成员都拥有完全相等权力的群体。选择这个词语作为这一项目的名称，也体现了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尽管看似拥有更高话语权的策展人、史学家、收藏家、修复者、影评人和教授都会来到这里讲述自己的经验，但参与Collegium的“学生”事实上是以完全平等的讨论者身份存在的。电影节主席Jay Weissberg曾经对我说：“很多人会将Collegium和传统意义上的暑期学校（Summer School）混为一谈，但它们是截然不同的。Collegium希望回归更加本源、更加古典的学习形态，而引导这种学习的动力完全出自学生的好奇心和他们主动提出的质询。”因此，每天的集会都设计成“对话”而非讲座或研讨会的形式；在电影节结束之后，参与者自由选题（需在本届所有影片涉及主题范围内）提交一篇小论文，讲述自己的所见所思所得。
在一周的沉浸式默片体验当中，Collegium的参与者不仅能够像海绵一样急速获取知识和洞见，更会在彼此之间建立起一种密切的联系，很多人即使在电影节之后也是时常交流合作的好友。往届更有数位参与者主动向电影节提出影片策展计划并被采纳的先例。不难看出，Collegium所孕育的年轻群体，是真正对默片拥有源源不断的热情，活跃而纯粹的新生力量。
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Collegium和波代诺内无声电影节本身一样都成为了线上活动。不同以往的是，尽管参与者的讨论将以跟往年类似的形式进行，但并不向全体观众开放。我非常有幸能联系到来自中国的参与者SJ，并和她进行了一次对谈，她向我讲述了自己参与Collegium项目的体验，观看影片的感受，以及对波代诺内上线流媒体的看法。我将这次谈话记录在此，希望它不仅是一次单纯的信息分享，更是一封吸引更多年轻人踏上默片之旅，前往波代诺内的邀请函。
AZ: 在正式讨论波代诺内无声电影节和Collegium项目之前，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你是怎么会对影像档案和影像保存感兴趣的？
SJ: 我在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读运动影像档案与保存（Moving Image Archiving and Preservation）专业。本科在国内的时候，也比较巧读的是戏剧影视文学。会接触到胶片修复这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影像文献中心，收藏了一大批福建发行的胶片。当时我在那里实习了一个暑假，期间接触了一些实际的工作，就对这方面产生了兴趣，有点一见钟情的感觉。后来也就选择了继续攻读这方面的硕士。
来到纽约之后，我发现我们专业其实不光是偏向胶片，还会包括很多数字方面的内容。实际在学习中能够接触到胶片的机会并不是那么多。所以格外感觉到参与这次波代诺内电影节的机会非常珍贵。我觉得它是介于电影节，电影修复，包括电影研究中间地带的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AZ: 既然谈到波代诺内，不妨直接进入正题。你最初是怎么了解到这个电影节，又是怎么决定去申请Collegium这个项目的呢？
SJ: 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电影节是因为看到你两年之前写的文章（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电影节真棒！”看完文章之后我还跑去图书馆借了The Parade’s Gone By… 来好好地拜读了一下。当时也没有想到能有机会实际去参加，只是说觉得很有意思。
今年我知道Collegium这个项目是因为专业老师转发招募通知给我们。虽然说今年是以线上的形式参与，但因为Collegium是实际上是一个两年的项目，第一年作为参与者，第二年作为导师，所以就算今年没办法实地参加，第二年还有机会继续，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申请。我也查了相关的资料，包括读了往届参与者写的小论文，更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特别是它没有设置门槛，除了原则上要求30岁以下，对背景没有任何要求。所以我觉得和其他参与者交流会很有收获。
AZ: 能否谈一谈申请Collegium 的要求和流程？整个过程还算顺畅吗？
SJ: 我感觉申请还是非常简单的。今年是8月底发了开放报名的通知，9月中下旬截至。我知道的时候已经9月了，所以还比较快。申请材料基本就是写一封信，说明你的背景，对电影史的兴趣在哪方面，和默片有怎样的过往经历，以及为什么你适合成为Collegium的一员。所以我感觉写起来会比较像个人陈述，写得还蛮顺利的。交了之后第二天他们就回复已经收到。可能今年唯一比较心焦的时候就是通知得特别晚，一直到10月1号，也就是电影节开幕前两天才收到入选通知。所以当时都已经觉得没戏了。
AZ: 今年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日程压缩得比较紧，往年Collegium基本都是4-5月开放申请，7月截至。但波代诺内展映影片公布也一直非常晚，今年大概片子少，所以很早就出片单了。
SJ: 但是今年没有出影片手册。
AZ: 确实，今年连可供下载的版本都没有出，每一部片都要点链接去网站查看不是特别方便。
SJ: 是的，Jay（注：波代诺内无声电影节主席Jay Weissberg）也说今年很多人向他询问为何没有手册。他还和我们分享了过去有一年因为没有及时印出来而导致办公室一片混乱的趣事。
AZ: 往年因为片子多，手册都要印厚厚一大本。今年的选片比较少而精，也不会出现像往年在现场看片那样非常疲惫的情形，感觉看片质量提高不少。
SJ: 我也听说往年都是从一大早9点半开始看一直到半夜，今年大家都说好了很多。即使这样，我会觉得有几天还挺累的，因为白天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也有几位Collegium参与者承认并没有看完所有的影片。
AZ: 可以理解，毕竟线上的形式大家也很难完全脱产去参加。这一周当中Collegium的在线讨论具体是怎么安排的？
SJ: 今年的话，在每天放映之前会有一个半小时的讨论，和所有的Collegium成员，还有Jay和Paolo（注：Collegium负责人Paolo Tosini）一起。讨论有的时候有预定主题，比如说“默片当中的种族问题”、“明星身份”等等，但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讨论前一天看过的片子，可能说到某个点大家都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配乐，那整体上话题就会更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开放的讨论。
今年只有一次请到了荷兰EYE Filmmuseum的研究员来做了一个简单的问答，其他大部分时候都还是我们固定的一群人。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今年线上的形式跟往年不一样。如果所有人都到现场，只需要找到人请他上台讲就可以，但今年就没有这个便利。
AZ: 你们关于配乐的讨论能举个例子吗？
SJ: 我感觉Jay对配乐还是很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也问过他是不是有时候拿到的拷贝已经自带配乐，他说有，但如果不满意就还是换人现场配乐。我们也讨论到对于所谓现代配乐，也就是比较实验性的配乐有什么看法。我记得Collegium里有好几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这一种的。但Jay就会说不行，他完全不接受，因为风险很大。
AZ: 我个人觉得如果真有好的实验配乐也是多多益善，但问题是几乎听不到好的。也要看电影类型，比如说一些超现实或科幻题材，或者实验电影，还是有空间去尝试的。我在加泰罗尼亚资料馆曾经看过DJ现场打碟配卢米埃尔兄弟的短片，视听体验还是相当有意思。
SJ: 我也有问Jay，因为这次线上配乐是音乐家提前录的，会不会显得更精心加工过，配乐师傅是不是会对自己要求更精益求精？他说其实感觉还好，很多音乐家跟他说，自己觉得录得不是非常完美。但这么多场映后看下来，我觉得大家都承认了其实还是会有重录好几次的情况，不满意的地方会去修改。感觉还是很真实的。
AZ: 我感觉跟现场没有太大区别。毕竟他们 都是水平顶尖的配乐师，而且即兴发挥更接近实地影展的体验。有一些不一样的是，在现场有时候能看到小乐队或者几个配乐家的合奏，在线上就很难实现。还有周日下午的保留节目——波代诺内本地中学生配乐的场次当然也无法看到了。
SJ: 是这样。
AZ: 今年Collegium其他参与者的背景大致上是什么样的？
SJ: 今年单纯从国籍来看还是比较多元的：有两位来自墨西哥，一位来自伊朗，还有委内瑞拉，巴西，两个来自美国，两个来自意大利。背景的话，我和另一位George Eastman毕业的男生是比较偏档案学背景的，其他人可能会更偏电影研究一些，还有一位是修复科学家。伊朗那位小哥感觉完全就是默片粉丝，他去年来了波代诺内之后就觉得无论如何还要再来。每次我们在说自己想法的时候，比如我和那位Eastman的男生，我们就会谈到技术方面多一些，会问一些可能并不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但他每次都会激动地举出跟其他默片相似的例子，还有谈他的感想，很有意思。
我其实很喜欢这种形式的交流，每个人都有时间去发表观点。很多时候不见得是去问一个问题或者达成一个结论，而是很自由地说在我看这部片的时候想到些什么，大家也会有共鸣。Jay和Paolo也会根据情况去发展出一些别的讨论。这个碰撞过程是非常有收获的。我记得有一个女生在看完《国风》（1935）之后就说，里面姐姐和妹妹的不同，让她想到女性主义者（feminist）和后女性主义者（post-feminist）思维方面的区别，然后我们就这点进行了一些讨论。感觉就是会听到很多自己平时很少想到的角度。我觉得非常好。
AZ: 可能尤其在谈到中国默片的时候，会更明显感到西方观众切入的角度和我们很不一样。因为我们作为成长在这个背景里的人，会有一种文化上的预设。我们认识这些演员，知道导演的背景，熟知中国社会的发展历史，而海外的观众对这些还是很陌生的。
SJ: 我记得在线观影平台还可以给这部片打星，我就看到很多人给这部片打分都很低，说这是政治宣传片，但其实这部片有更多的层次，我觉得《国风》还是很有看头的。出现非常字面的“洪水”“猛兽”时真的太好笑了。在那段之前一直在描述小镇奢靡的行为，然后没有任何解释，突然就出现洪水猛兽，感觉很多人肯定不能理解。
AZ: 这段的确让人印象很深。姐姐入院到突然成为宣传旗手这个转折也是来得有些生硬。但确实《国风》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今年Collegium的讨论中比较难请到学者来分享，可能也会缺少一些影片背景的补充，但同时这些在新设的映后对谈里已经有所体现。往年观众都可以去参加Collegium的讨论，当然发言的主要还是项目参与者。在现场可能大家还是比较紧张，发言其实不多，不知道今年的讨论氛围怎么样？
SJ: Paolo也有提到往年不是每个人都会发言。所以对我来说，今年这种形式还挺好的，因为你没有社恐的理由了，每个人都能轮到说自己的想法。最后一场讨论时，Jay也有问一个去年的参与者觉得今年的这种形式相比之下怎么样。她也说如果明年可以一半公开讨论，一半是Collegium参与者自己讨论可能会更好，毕竟每个人感到舒适的讨论环境不一样。
AZ: 可能没有了观众，大家会稍微放松一点。
SJ: 对，压力会没有那么大。
AZ: 我作为一个观众，Collegium很多时候充当的是一个映后的功能。因为在现场时间通常会很紧，想把写得巨细靡遗的手册读完不太现实。而这些学者或者主导修复的资料馆负责人，他们本人甚至会有很多没有写进去的第一手信息，会更直观一些。
SJ: 其实有他们分享也很好。但对我个人来说，因为平时上课讲这些话题也很多，反而更想听到参与者每个人不同的感受。实地的话，可以随时拉一个人聊聊天啊，谈谈电影啊，就可以补充这方面。今年因为是线上，格外有一种看完电影之后空落落的感觉，幸好还有映后对谈，不然真的是看完之后连个可以讨论的人都没有。
AZ: 我今年主要的讨论对象就是我妈妈。我还跟Jay说了，他说很好，我们的目的达到了。他就希望今年能够吸引到很多这样原本无法到场的观众，所以基础通票的价格也定得很便宜。
SJ: 对，我看今年参与数据还挺好的，应该能回本吧。
AZ: 希望如此。我们刚才也稍微提到了在线这种形式，也想听你就这个方面多谈一谈，比如会不会有哪些觉得遗憾的地方？
SJ: 我觉得音乐方面还是比较明显，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记得大师班的时候，有一位音乐家提到在默片放映中，观众唯一能影响到影片的地方就是通过音乐。因为大银幕上的影像是不会变化的，但配乐师会根据观众的反应适当进行调整，今年就完全没有这个过程。可能多多少少还是缺了一点气氛吧，无论是对于观众来说还是对配乐师来说。
影片本身的话，我觉得也是区别很大，毕竟你去电影院看一个35毫米胶片拷贝，和你在网上看一个流媒体版本，本质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当然很多影片已经是数字修复，也许区别不会那么大？我觉得今年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像你说的，票价很便宜，很多人可以看到。我觉得波代诺内从前多少还是有一点特权感围绕在它周围，毕竟要去到意大利的一个小城才能够看到那些片子。现在动动手指就能看到，肯定也会降低一些默片的门槛。
AZ: 往年也会有朋友看了片单跟我说有某某片子想看，但波代诺内一是地方比较偏，时间上也很难跟其他电影节连起来，所以单独去代价对很多人来说会比较大。如果能和威尼斯电影节放在差不多时候倒也不错，毕竟坐大巴只要一个多小时就能到。
SJ: 这么近！
AZ: 对，每年去的时候，机场到波代诺内的直达大巴上几乎都是默片节观众。住的酒店也几乎都是默片节的人，所以那段时间整个城里的人口分布会变得跟往常非常不一样。去年我也正好和Collegium参加者住在一个酒店，有时候会一起吃早饭。特别推荐那里的可颂，早上在房间刷牙都能闻见香味。
SJ: 挺棒的。如果明年能够顺利举行的话，一定要去吃吃看。
AZ: 今年有印象特别深、特别喜欢的影片或策划吗？
SJ: 我最喜欢的还是第一天的“旅行的渴望（The Urge to Travel）”，整个策展本身思路真的非常让人有共鸣，特别是游记影像（travelogue）平时去看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提起精神，但是在当下去看，多多少少会跟那个时代的人有同感，因为对他们来说旅行就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他们想看到遥远的地方，就要通过这些影像。跟我们现在身处的状态是一种呼应，真的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选择。这个策划里面的片子也都各有特色，不仅仅是纪录片式的游记影像，比如挪威那部，看似游记，实则是一部广告。而意大利那部，又能感觉到当时政治氛围中一些比较微妙的地方。再比如开罗的那部，看似是旅行，又像在拍时装宣传片……总体上选片非常丰富多样。这就是我最喜欢的节目。你呢？
AZ: 这个旅行的策划也是我最喜欢的之一。我也很喜欢Biograph那个短片集，其中有很多以前见过的片子。这次为了看修复的效果，我努力把分辨率调到最高了，虽然我家网很慢。68毫米胶片确实精度非常高，跟35毫米给人的感觉还很不一样。我觉得如果能在一块够大的银幕上看会更好，波代诺内Verdi剧院的那块已经很好了，当然如果有IMAX的机会就更好了。
SJ: 对，我就记得看到英国放映维多利亚短片的时候BFI在他们的IMAX厅放了。
AZ: Biograph的影片中有一部让我印象很深。有一个很多人乘着独木舟的画面，因为68毫米胶片会有强大的细节捕捉能力，所以对景深的呈现很到位，会有一点点裸眼3D的感觉。
SJ: 好有意思，我没有注意到，可能需要再看一遍。对Biograph我的保留意见是，影片感觉还是太多，有点杂乱，而且重复性太高了，有时候下一部跟前一部说是有区别吧，其实也差不多。有时候片子很短一下就过去了，所以经常需要停下来再看一遍。里面唯一能让我感觉到主题很明确的一个章节，就是“动作（Movement）”，确实言之有物。其他很多都一下过去了。
AZ: 我也很想听听看你对《灯火阑珊处》（Where Lights Are Low, 1921）这部片的看法，因为这是一个国家和种族情况非常混杂的片：它是一部美国制作，但卡司都是日本人，讲的又是一个中国“王子”，他身处的地方却是美国西海岸的唐人街。
SJ: 我看的时候，最开头是最难进入这个电影的。因为男主角在一个中国皇宫，跟美国人扮演的小宫女恋爱，就非常出戏。整体实在是跟现实距离太遥远了。但后来王子到了美国之后，他个人形象也有了一个改变，再出现的时候西装革履，是一个完全西化的形象。后来他经历的也是更接近于美国传统叙事里面英雄救美女的情节，所以就比较容易代入到这个故事里。但实际上就跟开头背景设定毫无关系了。我记得里面有几场打斗戏拍得很真实，有点拳拳到肉的感觉，导演在这方面似乎是有偏重的。另外就是结尾，他们两个决定回到中国，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决定，虽然之前展示的是一个他比较西化的形象——玩骰子啊，跳舞啊，最后挥挥手说我要回国，就带着心爱的姑娘回去了。我也想问问你对结尾怎么看？
AZ: 我对结尾的一个段落印象很深，就是电话亭的部分，因为他们的打斗被放在了画框外，没有直接呈现，而变成了一个小的悬念。他的朋友四处都找不到他，甚至在开电话亭门的那一刻他还不知道躺在地上的是不是自己的朋友。这可能是整部片拍得最好的地方了吧，前面不是觉得很滑稽就是很套路。你刚刚提到结尾回国的选择，我觉得或许是西方人对中国一个有点预设了的印象，就是中国人是很传统的，很注重自己的根在哪里。就算他在美国过着西化的生活：学医，天天赌博跳舞，还在唐人街创业奋斗，但他还是觉得身为皇室一员会有一种责任感，要回去中国，尽管当时看来留在美国可能会更好。另一方面，他的叔叔说了要想尽办法阻止他跟那个女孩结婚，但他还是愿意回去，可能潜意识里他对更高的理想和责任的信念还是超过了对眼前阻碍的畏惧。也是给这个角色增加了一些层次吧。
SJ: 说起这个，我们讨论中也有提到，他最后跟他心爱的姑娘上船回国穿的都是西式的衣服，就让他们想起《国风》里，妹妹和富家少爷回乡时穿的也是更摩登的服饰，他们就猜想说不定这个王子回去之后也会进行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
AZ: 也许是这样。我想到片子里另外一个有趣的情节，就是买香蕉。你想想，那个角色是一个黑帮老大，他买个奴隶，贩子都觉得他是不会给钱的这种恶霸。但他却花钱从自己的对头那里买了一支烂掉的香蕉，再用这支花钱买来的香蕉去砸他的对头。这种讲究规矩章法的感觉就非常日本。
SJ: 很有意思，没准就是卡司之间自己想出来的桥段。
AZ: 关于早川雪洲（Sessue Hayakawa），之前我读过不少关于他的文章和传记，但这还是第一次看他主演的电影。
SJ: 我看完之后很好奇，还想多看一些。他的形象我觉得很有意思，他确实长得很帅，而且出名的第一部戏——《蒙骗》（ The Cheat, 1915），他在里面演的也不算一个好人吧，因为他是女主角出轨的对象。但电影出来之后他就一炮而红，成了广受追捧的大明星。
AZ: 他当时确实是一个非常被西方观众接受的万人迷形象，经常演爱情戏男主角，很多跟他搭戏的都是一线女明星。早期在欧美的亚洲演员，比如黄柳霜，演的角色受到种族限制非常明显。早川虽然说也经常要演中国人啦缅甸人啦，但至少我觉得他多数时候发挥空间还是相对大的。
SJ: 他似乎也是唯一一个有这样待遇的亚洲人。
AZ: 他后来回到日本，一方面因为当时对好莱坞推崇而名气很大，另一方面他也因为自己演过的一些反派角色遭到诟病，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状态。
SJ: 我也记得还讲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是这个片子在美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评价，但在日本很受欢迎。这个拷贝又是在塞尔维亚发现的，很多时候这种因缘很难解释。中间的轨迹是什么样的也很让人好奇。
AZ: 不知道你们在Collegium讨论中有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我对默片时代电影的发行状况真的很感兴趣。因为很多时候许多默片都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发现。
SJ: 我们也没有讨论到很细节，但似乎不少默片都有这个情况，比如奥森•威尔逊（Orson Welles）的那部只剩残片的《太多约翰逊 》（Too Much Johnson, 1938），就是在波代诺内本地发现的，也非常神奇。包括最有名的《大都会》（Metropolis, 1927）的中间一段在阿根廷发现的故事。另外，据说俄罗斯的资料馆可能也会有许多之前认为遗失的片子，因为不少馆藏还没有经过处理和鉴定。
AZ: 拉美也是类似的情况，其实世界上很多资料馆都有大量馆藏没有进行处理。比如去年我和加泰罗尼亚资料馆的人聊过，她跟我说西班牙全国各地的资料馆准备一起开会，来重新整理成百上千部残片或者无版权方认领的影片，看是否有机会做一些企划。
SJ: 很有意思啊，希望知道结果如何。
AZ: 我会记得去问一问。我们说回波代诺内，除了放映之外的其他活动，比如新书发布会和配乐师傅的大师班，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看？在实体影展中它们也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看了的话，想听听你的印象如何。
SJ: 新书发布我只看了一两场，但大师班全都看了。配乐大师班可能是波代诺内跟其他电影节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把音乐家放到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包括在今年的影片中也有体现。我觉得每一场大师班都很值得一看，有些是他们介绍自己的配乐方法，有些是几个音乐家一起讨论，我觉得你能够看到每个人的不同之处，但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我印象非常深的是Jay说配乐师傅对电影的韵律有一种认识是我们其他观众都没有办法达到的，我看大师班的时候就感觉到他这么说非常有道理。音乐家看电影的时候，会看下一步如何发展，然后在配乐中体现出来，这是大部分观众做不到一般也不会去做的。默片配乐的确是一门非常特殊的技艺。
AZ: 尤其他们超过50%的情况都是没有提前看过电影的，需要非常强大的即兴能力。虽然在我采访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都表示最好能提前看片，更愿意准备充分一些，希望演得尽可能完美。今年还有个比较可惜的地方是，现场能看到一人同时操作很多乐器的师傅，今年在家都没有表演，比如Günter Buchwald同时钢琴小提琴还是非常精彩的。
SJ: 今年没有真的很可惜，想去现场看。
AZ: 还有音乐家跟我说，前几年Verdi剧院装修的时候，电影节移到萨奇莱（Sacile）举办，影院外面的酒吧里有一台钢琴，他们散场之后会继续去即兴弹一些曲子，他们都很怀念那里。
SJ: 哇，那很有上世纪默片年代的感觉啊。
AZ: 经过这次参与Collegium，你对默片或者更广义上对档案和影像有什么新的认识和思考吗？
SJ: 我觉得一方面是看到了一种接近于电影节内幕的东西，比如说跟Jay讨论的时候，他说到选择某个电影，不选择某个电影的原因，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展示等等。从我所学的东西和平时接触的东西来说，我们往往就是希望能够去保存它。当然我们也会注重档案的获取途径，但具体以什么形式去呈现并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把所有保存的工作做好之后，用途其实对我们而言没有那么重要。可能因为这个电影节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名声，与和各个国家级档案馆之间有一种联系在——被这个电影节认可对这些机构来说意味着什么？对这个电影节而言，能够获得这些档案馆的支持，又意味着什么？这种联系是我在参加电影节之前没有非常清晰地感觉到的。
另外，我觉得多少可以看到默片在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愿意看，喜欢看，不是一小群人的自娱自乐，而是很广大的观众群都可以看得很开心。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可能也不是默片迷，但他们看到一部好的作品也会非常喜欢。特别是这届又是线上，一定有很多人之前没有参加过波代诺内，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默片节，但第一次参加能够看到他们会喜欢的片子，肯定很有意义。
AZ: 最后一场的实时聊天我看了非常感动，很多人都说自己是第一次来，希望以后每年都能有机会在线看默片。也有认识的一个澳大利亚朋友的留言，他以前去过实地影展一两次，但我想对他而言，去一趟很不容易。不少国内朋友也是，比如工作忙或者出国不方便等等。线上的形式确实破除了很多障碍。
SJ: 对。我觉得组委会讨论今年到底怎么做这个电影节可能也不简单，说不定也有想过就不办了，但他们还是决定做线上，这是一个很值得赞扬的决定。
AZ: 大多数电影节都不愿意取消，因为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无论是对观众，对赞助商，还是多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围绕电影节的生态系统来说，维系住这个关系，让讨论延续下去都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时期，电影节的举办也是表达态度和决心的一个途径：我们如何去应对这样特殊的时刻，不能因为困难就丢失掉原本紧密的联系和对彼此的支持。
SJ: 对，而且其实有时候也会给电影节带来一些新机会。比如今年的那部希腊电影，它自带了一个交响配乐。Jay也说到，原来在实地影展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他有另外一部想要演交响乐的影片，但因为整个电影节只有那么三场交响配乐的机会，怎么安排会比较头疼。但因为今年的情况，另一部就推到明年了，所以希腊电影正好作为周中的交响乐场。所以从新的形式中也会产生新的可能性。
AZ: 你作为一个研究影像档案的学生，对全世界资料馆馆藏公开的整体情况是怎么看的？我自己有一个比较模糊的印象是，欧洲的资料馆似乎更愿意去公开馆藏。
SJ: 我觉得这方面有历史的原因。档案馆更注重档案的获取这种想法可能是八九十年代才出现的。我记得一些文章说，最初的时候他们很少考虑怎么让馆藏被人看到这种事。这次疫情期间真的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举个例子吧，一个我比较熟悉的档案研究者Mark Toscano，他是在Academy Film Archive专门负责保存实验动画的。他的观念一直是以保存为主，因为很多实验电影都看重介质，所以非常讲究必须在胶片上做保存的工作。所以他会把扫描这些都排到比较后面，因为他觉得只要保存了，其他的事以后总会有时间去做。但疫情让他改变了这种想法。因为他同时也在大学教实验动画历史的课，他就突然发现，原来很多他想放给学生看的电影都没有办法找到数字版本给大家放。所以他也说疫情给了他很大的思维上的改观。
所以我觉得，观念的变化通常都有多方面的原因和契机。在欧洲，比如说像Eye，他们会把一些“Bits and Pieces”都数字化并放到网上，一方面他们是政府出资的机构嘛，所以会得到资金、人员和技术上的支持去做更多工作。很多档案馆并没有条件去做这些，毕竟想把馆藏呈现出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另外就像我前面例子里说的，更多人可能觉得当务之急是保存更多的片子，而不是考虑怎么让大家都看到。但我的整体感觉情况还是在越来越好的。
AZ: 今天非常感谢你抽时间跟我做这个对谈，让我受益良多。如果明年能再次去到波代诺内现场就太好了，毕竟四十周年的策划还是很令人期待的，也希望能在那里跟你见面。
SJ: 今年其实也是因为线上的形式才能参加Collegium，毕竟学校课很多，不太好请假，明年毕业之后就能去了。期待能有机会见面！
the silent hou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