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经常回忆起好几年前在伦敦去过的Dennis Severs’ House，或许说是此生到过最神奇的空间也不为过。从14世纪的地下室开始逐渐向上，直至维多利亚时代的顶楼，每一间屋子都身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完全重现当时的面貌，屋内照明全部仰赖蜡烛和油灯，厨房地上的卷心菜和胡萝卜有些腐烂，妆台上的粉盒还未盖上，茶水还未凉透，地板上丢着衣服，床上的被褥仍然凌乱。外界声响被隔绝，入耳的音效是窗外哒哒的马蹄声，教堂钟声或女眷茶会时的轻笑……巨细靡遗的陈设中间，夹杂着设计者的小小提示：他在楼梯的拐角，桌上的纸条，甚至十字绣的针脚中，对每一个参观者说：“Pay attention!”。门口的工作人员则反复告诫参观者：不能出声，不能拍照，一间屋子里不能有太多人，就好像害怕我们的存在会惊扰到仍然居住于此的幽灵。好像你踏进房门的前一刻，屋里还有人在过着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在你离开之后一切又迅速复位，继续着他们的时间。在这里，人对时间的体验极为吊诡，楼梯间的“现在时”，房间里的多重“过去时”，不断折叠又平行前进，穿行其间，正如在时间中跳跃、来回、循环往复。
我大概一直是个迷恋这些古怪时间和空间感觉的人，所以才会一直记得《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爱丽丝和白皇后的一段对话：
‘Living backwards!’ Alice repeated in great astonishment. ‘I never heard of such a thing!’
‘— but there’s one great advantage in it, that one’s memory works both ways.’
‘I’m sure mine only works one way,’ Alice remarked. ‘I can’t remember things before they happen.’
‘It’s a poor sort of memory that only works backwards.’—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Lewis Carroll
这句话在纽约的小型沉浸式戏剧“Then She Fell”最后一个场景中呈现出来。近两个小时恍如坠入兔子洞中，在“爱丽丝奇遇记”混杂作者卡罗尔人生经历的复合世界中冒险后，所有参与者最终都“回到”精神病院各自的病房里（有一点想笑）。躺在病床上，不知来源于何处的女声讲述着可以从未来抵达过去的回忆方式，完全逻辑不通的字句在这个设定之下却意外可以成立，可能是大脑已经受到蛊惑，理智消散，只剩下幻觉在梦境漂浮的空间里驻足。
在国外的大半年，似乎完全停滞的时间中，反反复复想起的也多是过去：那些我以为发生过的事情，究竟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在北京和方老师校对着小田香短片的字幕，谈起人生中最早的回忆其实并不那么轻易能够确定。托儿所的午后，因为不愿意午睡去走廊罚站时，阳光的角度和地上影子的形状，这些图像化的记忆，是我可以追溯并紧握的。但那些经过家人太多次转述的故事——在斜坡上摔倒撞到头，被外婆骑车载着在大雨中去看银行的招牌，明明不会骑却还要和表妹抢的小车——是我真的还记得，又或是大脑自顾自绘出场景，已经再也无法得知。但暗灰的台阶，蒙着雨雾的红色交通灯，表妹的黄色裙子都是确实存在记忆中的画面，这种既无法证实又无法否定的焦灼心情，果然还是十分不爽。最近一次回家看外婆，问她小时候骗我们吃饭时编出来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情节，竟然全家谁都想不起来，曾经重复无数次以为早已刻入大脑的东西，原来只是刻在流沙上而已。
今年看到的许多影像，都让我再次经历了对时间和记忆的种种不确定体验，因此在为BISFF2020策划的档案影像特别展映单元“记忆考古学”中，也试图通过再次组合这些影像，将这样的感受传递出去，希望或许能得到观众的些许回应和共鸣。原本的策划其实是四个单元：歧义 Ambiguity, 异常Anormaly, 遗落 Amnesia, 缺席 Absence，我还因为碰巧找到了四个A打头的字来概括，非常鸡贼地开心了一下。最后因为费用问题，没有能够请到我为“Anormaly”选定的影片《鳏夫的探戈和其扭曲的镜像》（El tango del viudo y su espejo deformante, 2020），可能是今年最大的遗憾了。在我看来，这部影片完美演绎了上文引用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对双向记忆的阐释，后半部分倒转的影像，仿佛述说着一个“我们如何行至此结局”的伤感预言。最终实现的三个单元中，我最满意的是“Ambiguity”，尤其是《我的墨西哥椒盐脆饼》（My Mexican Bretzel, 2019），但看到很多观众中途离场，以及豆瓣不少误读的短评之后，我意识到自己似乎没有能将它最初惊艳我的地方传达给观众——精心设计的操纵观众的诡计，声画分离和留白的用心，对影像欺骗性的探讨，都是found footage影片当中难得一见能超越画面材质本身而达到更深刻的自反思考。于是我又陷入了非常矛盾的境地，开场介绍中多说一个字都是剧透，在结尾也不能按住急着离场的观众强行把我的答案讲给大家听，或许安排Q&A请导演来解释会更好吧，但我又不希望一部影片需要导演去解释才能看懂。这种纠结也影响了我后两场的观感，不是在担心是否选片确实能传递主题的意涵，就是担心是不是影片安排的顺序不合适等等。后来也和大卫说起，这个单元可能拆开来排会更好，毕竟不像影人单元需要考虑完整性。这些影片在同一天（还是最后一天）连续看真的很累，我自己如此，可想而知观众是怎样了。
“记忆考古学”作为今年BISFF国际单元唯一的主题策划，对它进行一点反思还是有必要的。毕竟和影人单元或者以国别/介质作为核心的策划不同，主题策划要想说服观众，更大的难处在于所选影片关联性的建立是否足以取信于人。我最大的担心也就在此，在筹备时我也反复自问：我是不是在将自己所看到的有限影片牵强附会地集中在一起，然后强行给它们安上预设的主题？即使撇开策展的主观性，这个问题依然无法由我回答，而必须由观看影片的人来判断。
2020的特殊性不言而喻，日常生活和电影制作大量中断与延迟使得对下半年的策划而言，不算主动投报，如果想邀请19/20的新片，来源几乎就限定在了年初的鹿特丹、柏林、克莱蒙费朗等少数几个电影节，后来的各个线上影展和威尼斯都几乎没有看到合适的影片。也有原本说好要邀请的影片干脆直接把世界首映推到2021，来BISFF也就无从说起了。我常和同事开玩笑说我们根本就是“北京鹿特丹柏林影展”嘛，但话虽如此，最终的数据还是基本令人满意的。国际单元45部竞赛短片中一半以上是亚洲、国际乃至世界首映，其余的也几乎都是中国大陆首映。邀请影片占到1/3，还算合理，令人惊喜的新导演非常多，也不乏Ben Rivers, Guy Maddin, Simon Liu, Jodie Mack等BISFF长期关注的作者。
小田香无疑是2020全世界的最大发现，因此能够邀请她作为BISFF2020的焦点影人，进行她在中国的首次回顾展，并请她在新片的繁忙筹备工作中抽时间参加线上对谈，着实是非常荣幸的事。得知她还有尚未首映的新短片，希望未来请她回来当评委时能呈现给大家。1月在鹿特丹为《沉洞》（Cenote, 2019）惊叹不已之后，2月初就联系上了小田导演。在她将本次展映的8部作品预览链接发送给我并附言：“这些影片中有好几部，尤其是我的首部作品《噪音如是说》（Thus A Noise Speaks, 2010），此前极少放映，这次也请仅供贵节策划团队过目”之后，我便感受到了某种格外珍重的情绪。因此经历疫情影展筹备暂停到恢复，直到节目最终公布之前，尽管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团队都没有向外透露太多细节。最后放映文件质量确实有一些遗憾，对谈到一半还发生了电脑故障耽误了不少时间。但强词夺理地来说，毕竟正是因为技术暂停，大家才在下半场隔空撸到了小田桑的猫猫……
今年的BISFF又在各种匆忙和大小事故中结束了，个位数的staff（由于被丁大卫同志称为“亡命之徒”导致我看到工作证上的“团队”还以为是“团伙”）也一如既往因为无法及时发布信息和回复，收到许多导演愤怒质问的邮件，也一如既往在开幕之后还在做字幕和制作场刊（并且时至今日还没做完）。现场放映中也还是出现不少技术问题和翻错的字幕。今年还多了堪比冷冻仓库的场地和管委会。总之，时时刻刻都想原地爆炸的又一届BISFF还是结束了。看片看到想吐的那几个月，开到吵架的选片会，在快睡着的边缘跟方老师讲的工作电话都结束了。但我们所努力完成的，BISFF每一个组织者所在意的那些小小细节——片子的组如何分，单元的前言如何写，字幕的某一个词如何译才确切，导演的某个要求是否改满足，如何将我们在这些饱含热情的创作者身上所看到的传达时代精神的冲动，恰如其分地呈现在每一个观众眼前。诸如此类其实可能也没那么重要的问题，正是我珍视这段经历和这群人的理由。
这几天的时间和记忆体验也同样很神奇。至少，与诸君共同吃饭喝热红酒聊八卦看初雪的记忆，是相当确切的。
the silent hou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