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denone 2019 Day 6：意外与惊喜总是携手而行

很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个周四，可能我不会记得看了哪些电影，但一定会记得Teatro Verdi内外接连不断的意外和放映事故，以及预料不及的美好惊喜。

昨晚放映结束之后不敢去跟刚指挥完《帝国的碎片》的Günter打招呼顺便确认今早的采访时间（因为我对他太景仰而产生了迷妹恐惧症），还是鼓手看见我在一边鬼鬼祟祟，于是好心帮忙引荐。Günter完全没有看上去那么严肃，尽管前半周的排练和指挥工作很辛苦，他还是确认了一大早的采访时间，敬业到让我想哭。而最开心的一刻莫过于采访结束时问他是否还有什么想补充的，他说：“你准备得非常充分，问了很多好问题。到后来我都感觉这更像一种对话，有很多思想的交流，我非常享受这段时间。”

走到楼下看到一只表情非常不悦的猫，被电影节工作人员牵着，Günter去调戏了半天但猫毫无反应，完全不给面子。他说大概因为家里养狗所以猫能闻出不友善的味道，我笑死。

闲扯结束，说回今天的电影吧。结束采访溜回去看了欧洲滑稽喜剧的“Pat & Patachon”专题最后一部长片《电影主角》（The Film Heroes, 1928）。这对来自北欧的喜剧搭档20年代也是红遍中北欧，受欢迎程度堪比Chaplin, Keaton, Lloyd，而胖瘦双人组又有点劳伦哈台前身的意思。Nordisk影业因为一战爆发走向衰微，丹麦急需能带领他们重回国际市场的新热点，此时经验丰富的喜剧导演Lau Lauritzen以堂吉诃德和桑丘为原型设计了Pat & Patachon，他们的特点是轻松无害又带点冷面怪异的幽默感，并不只有让人一笑而过的廉价gag。

比如我看的这一部就制作精良，先抑后扬的情节做足悬念，节奏明快舒适，许多桥段非常好笑，而扔飞刀段落又让人紧张到手心捏汗。从片名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再次出现了拍电影情节（本届不光有“Films on Film”单元，亦有不少具备“元电影”特征的作品，例如昨天的日记里提到的《卡多尔岩石的秘密》），从选角到拍摄后制直到首映，如今的观众能够借此一窥20年代Palladium制片厂真实（或者说非常接近真实）的电影制作流程，比如很有意思的一处是在片场能看到两台摄影机同时拍摄的情形。而除了两位主角之外，配角的故事线也各有各的趣味。

因为胶片保存等许多原因在数十年中这对喜剧搭档都处在遭到遗忘的状态中，不过很好的消息是丹麦数字化所有现存默片的计划（详情请参阅我之前的日记）中会包含很多Pat & Patachon的影片，期待这对风靡一时的喜剧双人组能重回大众视野。

今天的第一个意外就出现在本场放映之中，大概放到2/3处突然全场亮灯，观众正在懵逼的时候进来一队急救人员，紧跟着Jay和其他工作人员也进来了，看样子是右侧前排的观众失去意识。我因为坐在最左侧后方，完全看不到前面的情形，只感觉整个大厅的空气都凝固了，所有人都在屏息等着事情的结果，大概过了10多分钟，看到一位白发老爷爷被抬上担架送出剧院，事情暂时告一段落，放映继续。由于电影节排片过分密集，没有任何缓冲时间，出现这种情况直接导致整天的program往后延迟了近半小时。

 

散场后直接前往masterclass，今天主讲是Neil Brand和Mauro Colombis，老带新的阵容，练习选的片子一部是再熟悉不过的《月球旅行记》（Le voyage dans la lune, 1902）还有或许是Louise Brooks最好的作品，也是我最喜欢的默片之一《生活的乞丐》（Beggars Of Life, 1928），比起昨天稍微没那么有趣，尤其是Mauro一直在问钢琴家每段音乐是怎么想的，他们回答基本上都是“我不知道”，真实的死亡拷问了，也替钢琴家们感到尴尬，毕竟都是没看过的片现场反应要怎么谈构思啦（他们都没看过《月球旅行记》还是有点惊到我，可能纯音乐和电影之间还是隔行如隔山吧）；而Neil则一直在边上安慰他们不要想太多。

看了一会儿突然收到Jay的短信：“我在你这排最右边，要不要把见面时间改到12:00？”远远向他打了个ok的手势就提前溜出去。看到竟然有空去听大师班的艺术总监大人，可见这几日总算有点闲下来了，先询问了一下早场晕倒观众的情况，原来身边观众注意到他没有呼吸就告知了工作人员，在急救的前几分钟完全没有意识，还好到上担架时已经能够说话了，想必没有大碍。与Jay的谈话一如既往地愉快，比如对今年program的看法，未来想看到的片子，合作的可能以及是不是有建议等等，真的提了个他觉得还不错的提案呢哈哈哈。

最大的惊喜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回到剧院准备看片的路上，在门口偶遇了鼓手Frank，想到昨天的尴尬场面以及今天就是他本届电影节最后一天，就很冲动地问他要不要一起吃晚餐，他想了想同意了（内心尖叫着跑了一百圈）。在这个电影节约见面的方法实在很古典，即使有也完全不用通讯工具，彼此从不问电话号码和邮箱地址，只需说好几点在什么地方，所有人都会守约到达。即使一时失联，转几圈又会见到，集散地永远是剧院和对面的酒吧，人们聚拢散开，像往来的潮汐。在片隅之间与周围人保持友好又有合适距离的相处模式，舒适安全到简直希望能成立一个可以长居的理想共和国。

 

《谢尔盖神父》（Father Sergius, 1917）的放映原本有机会准时开始，但底下池座里又出了问题，这件事情我也是后来听本场钢琴家Gabriel提起，原来晚上6点演出的弁士带来的乐队希望能提前调试乐器，但由于整个program延迟导致安排出了问题，乐队成员英文不是很通，钢琴家解释了很久说马上要开始演了他们不能留在池座里，但是日本乐队还是在继续组装乐器。虽然工作人员及时介入解决的误会，但不幸的是开演时间又一次延迟了。

我在很久以前看过一次《谢尔盖神父》而且很不喜欢，对它获得的极高声誉也一直不理解。本来都不想再看一次，但因为改了原定的会面导致下午2点半空出来无处可去，想想还是选择回剧院看片，毕竟35mm版本比较难得。到散场的时候我感动到几乎说不出话，唯有站起来向池座里的二位表达由衷的赞美，毕竟正是他们的配乐完全颠覆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默片音乐力量的有力佐证），而最有力的部分甚至不是音乐，而是留白。Gabriel的琴声精致细密如同丝线穿梭于蝉翼般纤薄的绸缎之上，织出轻盈哀伤的图样；鼓刷的沙沙声则填补了许多空白，但审慎内敛，温柔而不越界一步，所有情绪都用downplay的方式来处理，没有一点戏剧性的企图，因此Mozzhukhin扮演的“王子-神父”挣扎于寻求神性和内心无法放下的俗世欲望与虚荣之间的过程在银幕上显得分外痛苦（不愧是俄国银幕之王，外貌的可塑性太高了），戛然而止的结局也更具摧毁性的力量。

影片的题材、表演和艺术设计都堪称史诗级别——无论是对宗教礼的忠实呈现，还是从开头繁复的宫廷陈设到后期最低程度的道具使用（以便将重心完全凝聚到Mozzhukhin出神入化的演技上），但就美学和手法而言其实并无太多新意。Protazanov同年执导的一部喜剧《女仆简妮》（Горничная Дженни, 1917）在探索新形式和新语言的路上早已走出更远。

这部作品在革命将至时拍摄革命后完成，整个时间都非常凑巧。革命前，这种大量呈现教堂内部和教士生活内容的宗教题材影片绝无可能通过审查，再加上原著作者托尔斯泰本人也已经遭到东正教会驱逐，这部在他死后的1911年才出版的小说仍被视作一部新作品，甚至带有些毁谤性质。20年代，前革命时期的作品若无批判意味便被认为是过时的，《谢尔盖神父》也不例外，最终在1928年低调上映时，又遭到抵制，称其为宗教宣传产物，真的很惨了。尽管后几十年里在学术界和评论界地位极高，但称它是“俄国电影皇冠上的明珠”或“革命前电影的唯一成就”也有些言过其实了。在我看来它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为前革命时期的电影画下一道区别于之后电影的分界线。就此意义而言，《谢尔盖神父》的确是一道绝响。

 

之后一场魏玛短片不太有趣就罢了，还继续出现放映问题，也是音乐家演完说节目比他之前看的更长，查了之后发现是资料馆给了错误的片长，导致program再度延迟了半小时。等到弁士上台做完全套声音测试，日本国立电影资料馆的女士完成《忠臣藏》（约1910-1917）的发表，正式开场已经整整晚了40分钟。由于约了晚饭，看了没多久就出去了，而听后来观众的反馈，也普遍说还是活弁的形式大于内容，Jay之前也说这部片是弁士自己选的，而作为史上首次改编这个后世反反复复改来改去的故事，历史意义恐怕也大于美学意义。

对不能完全听懂日语的观众来说（尤其弁士说的还不是现代日语），一边看字幕一边听配音其实会有点使人分心，至少我看的那段感觉就是如此，在配乐的基础上叠加几乎从不停歇的人声，声音元素就默片的承载力而言过度了一点，毕竟默片在拍摄时已经考虑了用动作来弥补对白的消除，并不是非要说出来才能理解。

和鼓手的晚饭就略过不详细说了，话题基本还是谈配乐，走到半路他神奇地隔着一条马路在某个商店看到了Günter Buchwald，于是就结伴一起吃了。去的餐厅倒是值得一提（鼓手问我想去哪，我说既然你今天在这里最后一晚你来选吧，他说那好我们去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吧），就像一个土耳其浴室混搭了Jacques Tati电影里的家具和塑料花，非常70年代。对鼓手审美之迷幻感到一言难尽。

晚场的焦点之一是新近修复的关于拿破仑从俄国撤军的短片残本《1812》（1912），每年电影节的合作项目之一是由Haghefilm和Selznick School共同出资提供奖学金给一位Selznick学生，去阿姆斯特丹的实验室修复一部George Eastman馆藏作品，一般都是针对35mm胶片的光化学修复（非数字）。这部短片的黑白版本（相对完整，原始的1300米中保留下了900米）保存在俄罗斯Gosfilmofond，美国上映的硝酸基胶片版本残片则在George Eastman Museum收藏中，这个版本虽然仅剩第二部分，但关键场景（特别是火烧莫斯科的一场戏）有着极具震撼力的染色效果，而狼将法国士兵尸体撕碎的场面几乎残忍得令人无法直视，放到现在也是充满噱头的大戏。

就这几天听Leenali说的修复过程来看相当不容易，尤其是达成染色部分颜色的准确性颇费功夫，下面几幅现场照片可以看出最终效果很令人满意，看到自己名字印在拷贝开头的心情真希望有一天能体会到啊。每次一起走在路上听到有人对她说“Congratulations”都由衷替她开心。

看完之后Reginald Denny主演，无敌好笑的What Happened to Jones (1926)（Zerorchestra演的新score太棒了！）之后虽然很困，但还是不想错过鼓手本届最后一场表演，于是留下来继续看了Karl Valentin的早期德国喜剧。

整个感觉就是电影非常古怪，当然有不少幽默的段落，但或许是门槛太高了吧，不懂德语get不到至少2/3的笑点（鼓手演完之后也说这个电影很诡异，出来之后另一个德国女生说字幕翻译完全不行，难怪大家都看不懂）。90分钟里情节进展慢到让人逐渐感到困惑，前排的观众一个接一个退场，直到只剩下我一个人。于是我开始放弃理解画面，只是专注听三人小乐队的演奏，只听音乐也很神奇，莫名有种能够触碰到他们心情的感觉。旋律里面弥漫着一种纯然的欢乐，似乎他们都很享受这个深夜场次，和彼此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合作。散场之后他们说这些片之前都没有看过，刚才是完全即兴演出。虽然眼睛痛到几乎睁不开，我还是很庆幸没有提前回去睡觉。

今天最后一段也留给即将离开电影节的鼓手Frank。

看完放映之后大家站在对面酒吧聊天，他走过来非常认真地问我们对于下午场《谢尔盖神父》的音量感觉如何（因为有人跟他说鼓刷的声音几乎轻到听不见），我们都觉得没什么异常。他请求我们如果有机会去问问后排或者楼上的观众，因为他想确定到底是不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导致观众的体验受到影响。我一边听着他讲，一边想一个杰出的音乐家大概就是如此，会去询问追查旁人甚至不会注意到的细小音效瑕疵，会在意一个场地的湿度如何影响声音的传递，会去考虑是简化还是复杂化，怎么样让声场变得完整，脑子里想的始终是如何做到更好。他们会在厅门外驻足或者在观众席专注听其他乐手的演奏，会去大师班看年轻人演奏，因为“总有东西可以学”。

被人说演出声音太轻的鼓手明显有点受伤，他在回酒店收拾行李之前跟我说：“因为音乐是我喜爱的东西，我能够以此为工作当然很快乐，但每一场演出结束之后我走出来都是完全赤裸的，别人的评论会影响到我，而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评价，我都会非常往心里去，觉得如果别人没有享受这场演出，都是自己的错。所以做着这样的工作也充满危险。”

他的话让我内心涌起许多复杂的情绪，很想对他说点什么，想让他稍微好受一点，但是做不到，就好像大脑中产生词语的区域拒绝工作，我只能略显无力地保证一定帮他去找其他观众问问下午场的情况。

然后我们在冷得快要站不住的Pordenone凌晨拥抱告别。